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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可笑者，开皇初太原童谣本作白衣天子出东海，太宗等乃强改白衣为白旗，可谓巧于傅会者矣。
夫歌谣符谶，自可临时因事伪造，但不如因袭旧有之作稍事改换，更易取信于人，如后来玄宗时佞臣之改作得宝歌，即是显着之例（见旧唐书壹佰伍韦坚传）。
岂所谓效法祖宗，师其故智者耶？唐高祖之不肯竟改白旗而用调停之法兼以绛杂半续之者，盖欲表示一部分之独立而不纯服从突厥之意。
据隋书壹高祖纪云：
［开皇元年］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
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
是隋色为绛赤，即是当时中夏国旗之色，而资治通鉴壹捌肆隋纪义宁元年六月杂用绛白以示突厥句下胡注云：
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
胡氏知隋色尚赤，乃谓「示若不纯于隋」，夫唐高祖起兵叛立，其不纯于隋自不待言，但其初尚欲拥戴幼主不即革隋命，则旗色纯用绛赤本亦不妨，其所以「用绛而杂之以白」者，实表示维持中夏之地位而不纯臣服于突厥之意，胡氏之说，可谓适得其反者也。
总之，高祖起兵时，改易旗色，必与臣服于突厥有关。
高祖所以迟疑不决，太宗等所以坚执固请，温氏所以详悉记述歌谣符谶累数百言者，其故正在于此。
世之读史者，不可视为酿词而忽略之也。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引康鞘利等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受始毕所送书信，帝伪貌恭，厚加飨贿。
鞘利等大悦，退相谓曰，唐公见我蕃人，尚能屈意，见诸华夏，情何可论，敬人者人皆敬爱，天下敬爱，必为人主，我等见之人，不觉自敬。
寅恪案，此温氏用委婉之笔敍述唐高祖受突厥封号称臣拜伏之事。
「始毕所送书信」，即突厥敕封高祖为可汗之册书，「帝伪貌恭」，即称臣拜伏之义。
唐高祖此时所受突厥封号究为何名，史家久已隐讳不传，但据上引李仲文事观之，则高祖与仲文俱为太原主将，突厥又同欲遣兵送之入长安，而仲文所受突厥之封号据称为「南面可汗」。
由此推之，高祖所受封号亦当相与类似，可无疑也。
总而言之，太宗既明言高祖于太原起兵时曾称臣于突厥，则与称臣有关之狼头纛及可汗封号二事，必当于创业史料中得其经过迹象。
惜旧记讳饰太甚，今祇可以当时情势推论之耳。
高祖称臣于突厥，其事实由太宗主持于内，而刘文静执行于外，请略引史传，以证明之。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始毕得书大喜，其部达官等曰，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
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帝。
帝开书叹息久之曰，孤为人臣须尽节，本虑兵行已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藩夷，无有从其所劝，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
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
」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
寅恪案，突厥之欲高祖自为天子，即欲其受可汗封号，脱离杨隋而附属突厥之意，其事本不足怪，但兴国寺兵，何以亦同突厥，以此要迫，考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
即册府元龟柒帝王部创业门云：
［唐］高祖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顿于兴国寺，顺德顿于阿育王寺。
夫刘文静长孙顺德（顺德为太宗长孙后之族叔，避辽东之役逃匿于太原，见旧唐书伍捌及新唐书壹佰伍长孙顺德传等。
）等皆太宗之党，其兵又奉高祖之命归太宗统属，今居然与突厥通谋，迫胁高祖，叛杨隋而臣突厥，可知太宗实为当时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无复疑问也。
太宗为称臣于突厥之主谋，执行此计划之主要人物则是刘文静，据旧唐书伍柒刘文静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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