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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廷裕《东观奏记·上》云：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宣宗）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锄恶党无漏网者。
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
时居兴庆宫，与一二侍儿同升勤政楼，倚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
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通鉴考异》“大中二年”
条引《〔宣宗〕实录》，并附按语云：
〔大中二年〕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寝疾，权不听政，宰臣率百僚问太后起居。
己卯复问起居，下遗令。
是日太后崩。
初上（宣宗）篡位，以宪宗遇弒，颇疑太后在党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
六月贬礼院检讨官王皡为润州句容令，以皡抗疏请郭后合葬景陵（宪宗陵名）配飨宪宗庙室故也。
〔司马光〕按，《实录》所言暴崩事，皆出《东观奏记》，若实有此事，则既云“是夕暴崩”
，何得前一日先下诏云“以太后寝疾，权不听政”
？若无此事，廷裕岂敢辄诬宣宗？或者，郭后实以病终，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礼，故皡争之，疑以传疑，今参取之。
寅恪案：元和末年内廷阉寺吐突承璀一派欲以澧王恽继皇位，王守澄一派欲立遂王宥即后来之穆宗，竞争至剧。
吐突承璀之党失败，宪宗遇弒，穆宗因得王守澄党之拥戴而继位矣。
至郭后乃穆宗之生母，其预知弑逆之谋，似甚可能。
司马君实所论虽不失史家审慎忠厚之旨，但参取两端，颇近模棱，难以信从。
盖裴廷裕比穆宗于商臣，若非确有所据，必不敢为此诬妄之说也。
鄙意郭后之暴崩傥果出于宣宗之志，则崩前一日何不可预作伏笔？或者，即因有前日寝疾之诏，遂促成次日暴崩之事乎？总之，宫掖事秘，虽不宜遽断，然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阉寺党派之竞争二端，与此唐室中兴英主宪宗之结局有关，则无可疑也（钟辂《前定录》“李生”
条亦纪懿安太后为宣宗幽崩事，又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记》四所载郭太后被药杀事，则年月名号俱有讹误也）。
复次，内廷阉寺中吐突承璀之党即主张用兵之党既失败，其反对党得胜，拥立穆宗，故外朝宰相即此反对党之附属品，自然亦不主张用兵，而“销兵”
之议遂成长庆一朝之国策矣。
《旧唐书》一六《穆宗纪》云：
长庆元年二月乙酉，天平军节度使马总奏：当道见管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从去年正月已后，情愿居农者放，逃亡者不捕。
先是平定河南，及王承元去镇州，宰臣萧俛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
之议，请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八人逃死，故总有是奏。
同书一七二《萧俛传》（《新唐书》一〇一《萧瑀传》附俛传略同）云：
穆宗乘章武（宪宗）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
。
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而行之。
而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
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遣卒皆至。
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此复失河朔，盖“消兵”
之失也。
寅恪案：“销兵”
之数每年仅限百分之八，且历时甚短，其所以发生如是之大影响者，盖当时河朔为胡化区域，其兵卒皆善战之人，既被裁遣，“合而为盗”
，遂为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而中央政府征募之人自然不能与河朔健儿为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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