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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制之前载〔高祖武德〕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
之文。
故可据以推定龙朔三年七月制中“八等”
之“等”
乃指户籍等第而言，然则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普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
二为戈本《贞观政要》二《直谏类》“贞观三年诏关中租税免二年”
条（参《唐会要》八五《团貌杂录》条及《魏郑公谏录》）略云：
右仆射封德彝等并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敕三四出。
〔魏〕征奏以为不可。
太宗怒，乃出敕：“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
征又不从。
太宗曰：“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亦可简取。”
征曰：“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若精简壮健，人百其勇，何必在多？”
《通鉴》一九二“武德九年十二月”
亦载此事，胡《注》云：
唐制民年十六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为丁，充力役。
据魏征“租赋杂徭将何取给”
之语推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斯事今不能详论，仅略述大意，附注于此。
）
回纥与中国摩尼教之关系，论者颇众，又不属本书范围，自可不言。
其族类与中国接触，而影响及战时之财政经济者，亦非所欲论，兹仅略述回纥与中国在和平时期财政经济之关系于下：
《新唐书》五〇《兵志》云：
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
同书五一《食货志》云：
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
《旧唐书》一二七《源休传》略云：
〔回纥〕可汗使谓休曰：“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
同书一九五《回纥传》（参《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略云：
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新传》“绢”
作“缣”
）。
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
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
是时特诏厚赐遣之，示以广恩，且俾知愧也。
是月（大历八年十一月）回纥使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代宗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
〔贞元〕八年七月，以回纥药罗葛灵检校右仆射，仍给市马绢七万匹。
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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