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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空想”
的，就注定不能完成解放俄罗斯的历史使命，任何一个深入到生活中、真正理解社会现实的革命者和思想者，都必然要背弃它，另外寻求改造社会现实的“有效”
途径。
他在流放期间开始创作的《死屋手记》，不仅记录了他在苦役营里的生活，而且记录了他对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特别是对人性的深入思考。
从此之后，陀氏创作登上了新的台阶，开始深入研究社会犯罪问题。
杀人、抢劫、卖**和自杀等，与知识分子的理性犯罪纠缠在一起，充斥了陀氏的小说世界。
在流放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恢复了贵族身份和写作的权利。
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重新开始创作，相继发表中篇小说《舅舅的梦》《斯捷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并返回俄罗斯内地。
这两部中篇小说是陀氏创作中最轻松的作品。
19世纪60年代初，陀氏创作并发表了《死屋手记》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们》两部长篇小说。
这些作品的发表，恢复了陀氏作家声誉，而以作家本人在苦役期间的经历为基础的《死屋手记》，由于揭开了长期掩藏的“死屋”
面纱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陀氏人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
这期间陀氏先后主编《时报》《时代》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政论作品，提出了“根基主义”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或译“土壤主义”
）的政治文化主张。
“根基主义”
是对早年思想的一次清理或清算。
而长篇随笔《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特别是道德堕落予以激烈的批判。
后期生活和创作（1864—1881）：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像“自然派”
作家那样仅仅以批判社会现实为己任，而是试图深入批判人性本身的“恶”
，探讨克服“恶”
的途径。
在作家看来，普遍存在的犯罪和黑暗现象，并不仅仅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恶果，还存在着更深刻的根源。
186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是其创作社会哲理小说的初步尝试，也是陀氏背叛空想社会主义和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的重要果实，是作家由社会批判转向“人的批判”
的转折点，同时也是由描写“性格”
的形象到描写“思想”
的形象的转折点。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陀氏嘲笑了浪漫主义的风花雪月，批判了一切“美好而崇高的东西”
。
这部小说显示了作家对人性、理性的深入思考，对利己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合理的利己主义”
的猛烈批判。
从此开始，大量的道德说教和有关宗教哲学的长篇大论的探讨，日益成为陀氏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长篇小说《罪与罚》（1866）继续了《地下室手记》开始的探索，对社会的批判更加深入，给作家带来了世界声誉，是他的代表作。
1867年春至1871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客居欧洲4年多。
他在国外完成的长篇小说《白痴》（1868—1869）在揭示金钱势力的渗透导致的道德感情的沦丧、家庭纽带的断裂、健全个性的退化、美被亵渎和毁灭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的长篇小说《群魔》（1872）继续加强对虚无主义的批判。
这部作品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但也表现出他对人类精神悲剧的深沉忧思：错误的理论一旦掌握了人，就能把人变成魔鬼。
小说涉及的恐怖话题可以说是对20世纪暴力革命和法西斯主义的准确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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