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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以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论述的题目，有许多问题可以发掘，完全可以写一本专书，我在这里只能做一点极为简单的提示，略窥19世纪末以来西人治东方学之路径。
首先值得一说的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实际上并非寅恪为了介绍西人的东方学而自己创造出来的新词，而相当可能是出自当时德国出版的一套杂志，即《东方学目录》（OrientalischeBibliographie）。
中国学者其实早就注意到这个出版物，比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有“欧文佛书之二”
条，列出了OrientalischeBibliographie，称之为《东洋图书解题》，注记为AugustMüller著，1887—1901年出版。
从东洋这样的字样来看，丁福保使用的这个题目可能是根据日本学者的翻译。
不过，丁先生这个书名使用得并不贴切。
一是日本的东洋学和欧美人所谓东方学（Orientalstudies）还是有差别；二是解题是另外一种体例，如日本学者编译的《国译一切经》前面有对每个佛教经典的解题，详细评说其版本、刊刻、流传、内容。
换言之，解题的主要对象其实是原始文献，如四部书、佛道典籍、原始文献写本等。
张之洞在1874年编纂的《书目答问》实际上也算是解题，或者提要，因此书侧重在介绍四部古籍的版本和学术价值。
这本书也大量介绍了清人的考证研究成果等等，但仍然注重原始文献。
陈垣先生也十分重视目录学，他治学以《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
他在目录学研究上也有不小的贡献，如编辑《敦煌劫余录》这样专门的目录，还撰写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其体例颇类似提要和解题。
这些发展均说明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学者是非常重视目录学的，将目录学视为入学重要门径。
而德国学者主持编辑的OrientalischeBibliographie主要是为学界提供二手研究材料的现状，乃是现代目录学的典范作品。
所以，不如按照寅恪的说法，强称之为《东方学之目录学》吧。
这样说来，这个杂志的存在和持续出版或许可看作是寅恪在清华研究院开课的学术史背景了。
这个出版物在国际东方学界影响甚大，虽然一开始是由德国学者主持出版，并由德国东方学会赞助，但后来美国东方学会也加入进来共同赞助，并派一名代表加入编辑队伍，使得这一出版物成为国际东方学界的重要窗口，我将在本章第二节中再详细谈谈这套出版物。
日本东方学者继承了这个西洋的学术传统，于1934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开始出版《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基本上就是依据《东方学之目录学》的编辑旨趣和规模，只不过其关注重点是东洋史罢了。
《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在1963年改称《东洋学文献类目》，一直出版至今，目前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汉字情报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出版，并有网络版供学者检索，非常便利。
目前美国亚洲学会（AAS）也主持编集西文《亚洲研究目录》（BAS）电子数据库，以备学者查询使用，了解本行业发展脉络和理路。
此外，亚洲研究下面的各个学科也出版了一些本学科的书目，如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由汤普森（Laurehompson，1920—2005）在1985年首先编辑出版了《西文中国宗教书目》[1]。
后来又出版了三集，改名为《中国宗教：西文出版物》（eseReligions：PubliWesternLanguages），最近一本是2002年美国亚洲学会出版的第四集，收集1996—2000年的西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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