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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前两年他非常丧气和郁闷，直到1773年与卡洛琳（eFlad，1750—1809）结婚才心情大好。
1776年以后歌德把他引入魏玛宫廷，使他有机会担任魏玛宫廷牧师和掌管教育和宗教事务的总监察[4]。
但实际上赫尔德很少真正参与宫廷宗教事务，而且他的实际收入与宫廷的聘任承诺亦有差距，直到1788年才开始拿正常薪水。
赫尔德一家在魏玛的生活相当艰难，宫廷的薪水根本不够全家开支，这使得赫尔德不断找他以前在里加的出版商哈特诺赫（JohannFriedrioch）借钱。
不过，1788年他收到一些捐赠，可暂时支付一些债务。
1789年3月他曾接到一封信（来自GottlobHeyne，1729—1812），请他去哥廷根任神学教授，但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留在魏玛。
这之后他的生活一直很不愉快[5]。
而自1783年起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赫尔德和歌德两人成为至交。
不过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特别从1794年起，两人由于在政见上的歧异而最终分道扬镳。
赫尔德于1803年12月18日逝世于柏林附近的名城魏玛[6]。
赫尔德被认为是德国近代狂飙突进（SturmundDrang）文学运动以及历史哲学的先驱[7]，他对《荷马史诗》、莎士比亚[8]、古代民歌等均有很深的研究，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更是影响深远。
他在里加时期便对东方学感兴趣，甚至阅读过不少关于埃及纸草学的论著，这主要是他对人类的种族、语言、知识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但他的东方学知识有限，比如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接受当时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文化停滞这一偏见的阶段。
但无论如何，他在近代德国神学、历史、哲学、心理学、文学、人类学、艺术史、美学等领域都对后世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9]。
在德国以外的地区，无论在西方学界还是在中国学界，赫尔德的研究都不过是最近二十年才有较大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当代学术界太过于重视与赫尔德同时代的更有影响的巨人歌德与康德，从而忽视了赫尔德。
在美国学界，直到1985年才成立国际赫尔德学会（Iioy），该会除了出版年报（Yearbook）之外，还举办两年一届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会议集刊。
但是，在英文学界，让赫尔德最广为人知的研究应该是旅居英国的犹太思想史家柏林的贡献[10]，柏林在一系列研究欧洲启蒙运动和反启蒙思潮的著作中深入挖掘并重新揭示了赫尔德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他主张以了解之同情来理解赫尔德，在发掘赫尔德思想的闪光点的同时，亦不讳言赫尔德的著作在有些思想的表述上比较含混、前后不一、不够清晰[11]。
在台湾，虽然研究赫尔德有一些散篇论文，但成规模的研究始自近年。
哲学学会与台北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在2003年12月举办了赫尔德逝世二百周年纪念研讨会，共发表十八篇论文，但大多数与会学者来自德文系。
台湾《当代》杂志在2004年3月刊出了“德国狂飙文学的点火者赫德专辑”
（199期3月号）。
在大陆，有关赫尔德的研究极少，除开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出了苏联学者古留加的《赫尔德传》，199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德国学者卡岑巴赫的《赫尔德传》之外，直到1999年商务印书馆才出版赫尔德的名著《论语言的起源》汉译本。
因此可以说赫尔德的研究方兴未艾，本章也算是研究赫尔德的一个侧面，即赫尔德的历史、社会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
本章即以发掘了解之同情一语的德国学术来源为例来看近代西方学术与思想传统的东渐。
对专门术语的来源研究在德文中被称作是Quellenf，也是近代学术一种重要方法。
本章将主要利用寅恪著作和他的师友白璧德、吴宓等人的学术著作或日记作为背景资料，来挖掘寅恪和赫尔德之间对于历史文化认识与了解的联系，并将寅恪的种族文化观和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比较，结合现代西方学者特别是当代重要的思想史家柏林对于赫尔德思想的阐发，试图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反映了寅恪的史学思想部分地继承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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