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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mitfühlen还是einfühlen，在赫尔德的文本里都是指了解之同情。
赫尔德的这种对历史的了解之同情的思想为许多西方历史哲学学者所继承，特别是欧洲学者，包括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德罗伊森（JohannGustavDroysen，1808—1884）[30]、克罗齐（BeoCroce，1866—1952）及柯林武德（RobinG.gwood）等人[31]。
这里仅举柯林武德为例，他在其史学著作《历史的观念》指出，
在历史学思想能作出更进一步的任何进展之前，有两件事是必要的：第一，历史学的视野必须放得开阔，以一种更同情的态度去研究被启蒙运动看作是未启蒙的或野蛮的并听任它默默无闻的那些过去的时代；第二，人性作为某种一致的和不变的东西这一概念，必须加以抨击。
正式赫德尔首先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进步，但是就前一方面而言，他得力于卢梭的著作。
[32]
这里所谓以一种更同情的态度去研究那些过去的时代，其实不过是赫尔德所谓了解之同情的另外一种表达。
寅恪关于对历史应举了解之同情的思想虽然可以溯源至赫尔德，但其直接来源或许是白璧德。
寅恪1919—1921年留学哈佛大学[33]，结识吴宓，很快成为至交。
寅恪亦在吴宓介绍下结识白璧德。
寅恪提及了解之同情思想的审查报告最先发表在1931年3月出版的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第74期，后来在193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再次刊行。
白璧德在其1908年刊行的大著《文学与美国的大学》（LiteratureandtheAmeriCollege）一书中指出：
赫尔德与卢梭的相似之处在于，他的作品的外在意义经常大于其内在的价值，他作为开风气之先者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他可能也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提倡以同情和想象的方式来阐释过去的历史，并为历史方法的胜利铺好了道路——现在业已证明，这种方法强有力地消解了基督教和古典主义的教条思想。
[34]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白璧德所谓“以同情和想象的方式来阐释过去的历史”
其实就是柏林后来发挥的赫尔德的“了解之同情”
思想。
这一思想及其实践在赫尔德的著述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体现，以至于赫尔德被看成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历史主义之父[35]。
以对《圣经》研究的态度为例，赫尔德主张《圣经》应该像其他人类文献一样根据其产生的自然条件被研究。
通过对其历史背景的研究，将能证明《圣经》是古代犹太人语言、传统和信仰的产物。
他还认为《圣经》是古代民歌，是古代犹太人用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于生命和自然的感情。
赫尔德认为民歌是极富价值的，因为它们是一个民族意识的真切表达[36]。
赫尔德的这种历史主义思想影响到了德国史料学派的大师兰克[37]。
兰克的传人里斯（LudwigRiess，1861—1928）在日本的弟子白鸟库吉（1865—1942）即接受了兰克的思想，主张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儒家经典，将其从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在历史文化背景中恢复其真实性[38]。
而现代有不少学者特别谈到兰克的史料学派对寅恪的影响。
其实寅恪接受的更可能是赫尔德的历史主义思想，即对历史的对象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重视历史表象之后的历史文化背景。
以对待古代典籍的研究态度为例，寅恪强调历史的眼光，他说：“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
[39]和冯友兰不同，寅恪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看法更强调这些经典作为古代思想史材料的意义，这更接近于章学诚（1738—1801）所论六经皆史的立场。
寅恪的立场也接近于赫尔德，后者将《圣经》当作理解古代犹太人思想感情的重要史料。
而章学诚也强调能为古人设身处地着想，他先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
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
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
他又指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40]。
可见章学诚在主张认识历史方面也有和赫尔德所谓了解之同情类似的思想。
傅斯年似乎也有类似的想法，即从神话故事中可看出早年民族之世界观、历史观，傅氏早年未刊稿《天问》讨论神话的史料性质时云，“所谓神话故事之有史料价值者，不是说神话故事是信史，乃是说神话故事是若干早年民族之世界观、历史观，可由其中找出社会的背景，宗教的分素，文化的接触，初民的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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