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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妹夫俞大维（1897—1993）所说，他幼年念过《说文解字》和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二人的书，“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
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
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3]其次，他青年时代游学欧美日本，在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东方学，受过很好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
由于在欧美游学多年的经历，他对欧美一般社会风尚和习气的观察也十分敏锐。
再次，他不像胡适、蒋廷黻、俞大维等人或出任政府要职或出使域外，他一生从未亲身参与政治活动，甚至连学术行政工作都未真正参与，但他却十分关心政治，亦可以说从未与政治绝缘。
他的祖父、父亲均与晚清政治关系密切[4]，而他本人一生的各个阶段均和政治人物发生各种瓜葛。
如在重庆时期，即曾参加蒋介石为中研院举办的宴会。
而晚年亦曾经有一段时间颇受政府的关注，陶铸副总理对他颇为礼遇。
他的妹夫俞大维官居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国防部长。
他与胡适、傅斯年等作为学术领袖掌握许多学术界人力和物力资源和学术界主导权不同，虽然曾位居部聘教授，但在学术界并不像胡、傅那样掌握权力[5]。
虽然他的文集看上去似乎都是学术文章，可是在好友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中寅恪对东西方政治、文化、社会风俗有颇多议论。
最后，他虽然留学欧美多年，竟然从未拿过任何学位。
这一点和他同时代的一些留学海外的知识人非常不同。
他在哈佛的同学韦卓民、吴宓、汤用彤都至少拿了硕士，赵元任、俞大维、李济等则拿到哈佛博士。
甚至其他大学的学习人文学科的留学生如胡适、冯友兰等均拿到博士。
寅恪先生的晚年饱受批判，但以七十九岁去世在中国传统而言仍算高龄，其身后留下的诗作颇多，在后世引起颇多讨论。
这一点颇类似王国维（1877—1927）的身后事。
王国维生前虽然也看似一纯粹学人，却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统的老师，更在1927年大革命的北伐声势如日中天之际突然以五十岁之学术英年投昆明湖自尽，从而在知识人的圈子中引发许多猜测和议论[6]。
和20世纪的许多中国知识人不同的是，寅恪先生是少数时常将“自由”
二字形诸文字的学人。
较早的例子如1927年为纪念王国维撰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所彰显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7]，晚年的名作《论再生缘》以及《柳如是别传》中亦颇见有关自由思想的议论，可见寅恪一贯坚持思想自由。
陈弱水先生早已指出寅恪先生一生对自由问题极为敏感，“时时表达对学术自由的坚持，在现代中国实属罕见。”
[8]他认为寅恪对于学术与自由不可分的看法与现代西方知识哲学暗合。
此说会被寅恪认可，应无问题。
图六十八清华校园内的海宁王先生之碑铭
我们后世学者亦有责任清楚地梳理他对于自由的阐释及其时代的语境。
本章认为寅恪的自由观可分为个人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两个层次，这两者又可从思想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两个角度展开讨论，此处的讨论也围绕这两部分从这两个角度展开，探讨寅恪个人主义自由观的内涵与实质，及其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思想传统的因素，主要从思想之自由、不从流俗的少数主义、民族学术的独立等各方面展开。
对于寅恪民族自由观的探讨，此处亦将注重其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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