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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19年哈佛中日留学生之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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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中、日留学生在地域和公私学校来源以及专业选择等方面方面较为接近。
首先，中国、日本留学生在国内来源地域均局限在两个主要城市，首都和主要经济城市，特别是港口城市。
以地域而言，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北京和上海，这两地的学生加起来占了全部中国留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
在《哈佛大学登记手册，1918—1919学年》174页，当时哈佛有中国留学生43人，226页列有当时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名录，但人数不全。
不过，从这一名录来看，以来自上海、北京的学生最多，其中上海9人，北京7人。
这里所谓来自上海、北京并非是指学生出生地或籍贯，而是入学哈佛时登记的住址。
但是有些学生入学时自北京考入哈佛，却列上了自己的籍贯。
比如林语堂，他自北京大学考入哈佛，却列上自己的籍贯厦门[12]。
而日本留学生主要来自东京和大阪这两个地区，而出身京都者比较少。
日本留学生中注册时列为来自东京的人包括武田健一、福泽八十吉、武内义成、土方成美、岩本正人、芦泽进、渡边（ShigezoWatanabe）、绵贯哲雄、高木八尺、越智孝平、佐藤顺也、今井三郎、伊藤春之、伊野（DanIno）。
我们应该注意到，上海和大阪还有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可以算是港口城市，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较为频繁，因而其所在地区的人民对外界较为了解。
以国内出身的大学而言，也有类似之处。
即中、日留学生除了来自国立大学之外，也有相当部分学生来自私立大学。
比如中国留学生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哈佛，一个是公立清华学校的留美项目来美，一个是私立教会大学来美，特别是圣约翰大学，其次是文华大学。
1918年留美学生大约总数是1200人。
当时留美学生主要经济来源占第一位的是政府公费资助，其次是教会资助，但即便是拿政府奖学金，大多数学生仍来自家境较好的家庭[13]。
实际上，圣约翰大学与文华大学均是美国圣公会支持的教会学校。
而日本留学生则以出身东京帝国大学和私立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者较多。
中、日两国留学哈佛的学生所学专业也有类似之处，即最流行的专业仍然是商业管理，学习商业管理的学生在全部留学哈佛的学生人数中占据比例最高，中国7人、日本6人，一共13人，几乎占当时哈佛商学院全部注册学生人数（28人）一半。
以专业而论，当时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以经济和管理专业的留学生最多，至少有11人，其次是人文类留学生，一共9人。
工程院学生大概只有3人，医学院有4人。
中、日两国1919年均无人选择注册哈佛法学院和景观学院。
这和当时全美中国留学生所学专业以理工科为主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留美学生以理工科专业为主的情况均完全迥异。
我们将提示为何中、日留学生学习经济、商科为多，以及为何工科学生较少的具体原因。
以下我们来具体看看中日学生在专业选择和职业发展方面的相似之处。
当时学习经济学和商业管理的中国留学生至少有11人，几乎占全部中国在哈佛的留学生总数之四分之一，其中商学院研究生7人[14]。
这些经济学、商管专业学生包括两名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即金麒章、朱展宜。
金麒章毕业后在纽约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
其他人大多在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返回上海任职。
因为大多数人在商业单位任职，亦并未成为卓越之企业家，这里不一一去谈论这些人。
少数人后来从事学术工作，如朱中道在哈佛学习成绩优异，曾获得约翰·哈佛奖学金，1920年以《中国的关税问题》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
其实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来到哈佛念经济学回国最有影响的校友之一是宋子文（1894—1971），1915年哈佛毕业。
而另一位值得注意的校友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1916—1992），他于1933年圣约翰毕业，1943年哈佛毕业。
这两位和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关系密切，但因1919年不在哈佛，这里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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