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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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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这些结论可以看出哈佛中、日留学生群体之独特之处。
我们首先探讨了哈佛中日两国留学生的相似之处，发现在哈佛的中日两国留学生在地域来源、公私学校来源、专业选择方面均有极为类似之处，比如两国留学生大体主要来自近代经济、文教发达的都市地区，日本以东京、大阪为主，中国以北京、上海为主，而大阪与上海各自是两国当时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港口城市之一。
哈佛中、日留学生当时均来自主要公私大学，但私立学校则主要是与美国联系密切的学校。
如日本是以美式教育为模式发展起来的、与哈佛关系密切的庆应义塾大学，而中国是以全英文教学的、有所谓“东方哈佛”
之称的圣约翰大学。
哈佛中、日留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也存在非常有趣的相似之处，两国当时在哈佛的留学生均有相当部分人选择注册经济学和商科，而选择注册人文社科的学生并不比注册理工科学生的人数少，两国均无人注册法学院和景观学院。
还需要说明的是，国内的教育状况也和学生到哈佛选择的专业有关。
庆应义塾当时聘用多名哈佛毕业生担任经济学教授，负责理财科，有哈佛毕业的教授给庆应义塾的学生写推荐信申请哈佛，这些学生才能比较顺利地进入哈佛念书。
而当时哈佛大学邀请过日本著名宗教学家姉崎正治到哈佛讲学，姉崎正治回国后遂推荐自己的学生到哈佛神学院学习。
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中国，陈寅恪回国后，他的学生周一良、杨联陞先后到哈佛念书，均获得博士学位。
当时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似乎学习上比日本留学生更为优异，除了赵元任、俞大维先后获得荣誉极高的谢尔顿游学奖学金之外，1919年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中，经济学专业的朱中道、数学专业的姜立夫、医学专业的林文秉均获得约翰·哈佛奖学金。
相比之下，日本留学生略为逊色一些。
我们也考察了两国留学生群体之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中日留学生在哈佛居住地分布较为不同，日本学生比较喜欢一开始住在波士顿西郊的日本人聚居区，适应之后再到校园附近找房子住。
其次是专业选择上，日本有学生在哈佛学习农学和牙医，而中国留学生则无人选择农学，尽管有人学习植物学。
中国学生当时无人学习牙医。
再次，人文社科分野方面，中国学生在哈佛似乎人文学生较多，这些学生也大多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回国后在各自领域成就一番不朽的事业。
而日本人文社科类学生以学习社科为主，也有不少人成为著名学者。
最后，日本政府持续派遣海军军官到哈佛进修，了解美国的政治、军事发展状况，并磨炼了英语能力，以帮助日本打造现代海军，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注意的举动。
[1]与严平合撰，《1919年哈佛中日留学生之比较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1，第4期，150～170页。
[2]从哈佛校报《绯红》（The）1919年5月23日周五出版的统计信息来看，美国各大学一共在“一战”
中损失了4920人，其中哈佛损失了297人，在全美各大学中排第一。
这只是当时的统计，编者指出全美各大学在“一战”
中损失的人数最后统计结果可能接近6000人。
报道还指出，当时参加“一战”
的全美大学师生人数约为15万人，战损率为4%，而全美参加“一战”
损失的人数是7万3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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