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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毕生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淡泊自甘，痛恶权势，受禁锢而不悔，受围攻而不屈，受诬蔑不知若干次；翻译几本科学的文艺理论，就诬他得了苏联的卢布，出版一本《南腔北调集》，就诬他得了日本万金，意在卖国，称为汉奸；爱罗先珂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就说这些宣传，受之于他，因为他的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淑姿的信》序，就说她是他的小姨；一·二八战事骤起，寓所突陷火线中，得日本人内山完造设法，才避居于其英租界支店的楼上几天，就说他托庇于日本间谍。
鲁迅对这些诬蔑，能够愤而安之，“细嚼黄连而不皱眉”
。
唯独在病势沉重之际，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因为有人诬陷他，则不能不扶病明白答复，主张不分派别，一致联合来抗日的。
他说，“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
，“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
。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他又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且介亭杂文》附集），强调为了民族生存上，非和日本侵略者决战不可。
“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
……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果然，他的文字的感召力极强，所以死后不到一年，伟大的神圣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鲁迅之丧，我虽挂名为治丧委员之一，却是未能实际赶到参加。
景宋曾寄给我一大套丧仪的照片，大约有三四十张，我看了下泪。
关于丧仪的盛况，是有一种特色的，报章杂志上都记载得很详，现在取其叙述简单的内山完造（他也是治丧委员之一）的《鲁迅先生》文中一二节如下：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期间，有一万人光景从朝到晚作着长蛇形的行列。
二十二日出殡，虽说是下午两点钟，可是从早晨就开始拥塞进来的群众，围绕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路都没有的。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
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全部是送葬的人。
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治丧委员会”
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
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八个治丧委员办了。
这等等，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
两小时半的大行进，一丝未乱，什么事故也没有出。
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开始放射青辉到礼堂上的下午六时了。
内山完造是鲁迅的好友，基督教徒，内山书店的老板，其人好义有识见，抗战中，鲁迅的冢墓被敌伪毁坏了，后忽有人把它完全修复而不以告人。
据景宋说，想必是出于他的慷慨而不肯居功。
我和吾友罗膺中，为要永久保留鲁迅的手迹，遗物，以及工作室的全部情形起见，曾经同至西三条胡同住宅，照了十几张相片，以存纪念，且以一套邮寄给景宋。
至于哭挽鲁迅的诗和文，当然很多，我仅就吾友中，选录许季上（丹），张冷僧（宗祥）的诗各一首，马幼渔（裕藻），罗膺中（庸）的挽词各一联，附录于下，以见一斑。
许季上《哭豫才兄》：
惊闻重译传穷死（原注：十月十九日夜，见《日文晚报》载兄死讯，述垂死前情况至为凄切，不忍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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