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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的总体倾向是回避，似乎战争与己无关，自己沉浸在美的艺术世界中。
但日本的惨败以及战后日本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混乱和感伤却给川端以强烈的冲击，他的一系列作品，如《五角银币》（1946）、《重逢》（1946）、《竹叶舟》（1950）、《日兮月兮》（1952）等表现了战争给普通人的平凡人生带来的创伤。
《东京人》（1954—1955）、《河畔小镇的故事》（1953）再现了美国占领军损害日本人民和日本文化的事实。
川端其后的创作更深地滑向内心世界，感受性更加强烈。
《古都》（1962）表现了从小分离的孪生姐妹相逢时的悲欢离合，以及她们含蓄的情感经历。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刻意地挖掘日本自然景物及风俗文化的美感。
景物并不仅仅是为了衬托人物，而是将人物的心灵融入到自然风物之中，人的情绪、心境与自然之美、风俗人情之美交相辉映。
作者以自己的心触摸着京都的古老文化，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日本。
川端后期有一部分作品充满了强烈的官能色彩，《湖》（1954）、《山音》（1954）、《千只鹤》（1952）、《睡美人》（1960）、《一只胳膊》（1964），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对女性肉体美的极端追逐，充满着颓废的气息。
人物在生命的衰竭中尽力抓住美的幻影，以此抓住生命的力量，表达的是“官能=美=生命”
的概念。
这种对生的探寻又因随时降临的死亡的阴影而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这些超越伦理的作品表现的是作者对人生的另一种观望，揭开道德、社会对人欲压抑的外壳，展现最深层次欲望的本来面目，实则更多的不是表现人的肉欲，而是基于肉欲的人的精神活动。
道德在这里反倒成了促成审美的催化剂，因为如果道德的栏杆不再存在，也就无所谓性的压抑、性的苦闷、性的幻想中所产生的美感，以及从性的追求中焕发的生命力。
除了中长篇小说外，川端还创作了大量的掌小说，即形式精巧的小小说，像《拾遗骨》（1949）、《石榴》（1943）、《处女作作祟》（1927）、《殉情》（1926）、《信》《不死》等许多作品都是名篇佳作，题材广泛，笔调精致。
此外，还有上千篇散文随笔、评论杂感等。
《我在美丽的日本》（1968）、《美的存在与发现》《不灭的美》等一系列文章阐明了川端的美学主张。
《临终的眼》（1933）、《文学自传》（1934）传达艺术与人生的关系。
川端康成的创作具有鲜明特色：
（1）敏锐纤细，擅长表达人物内心深处的感受。
川端在洗练、简洁的行文中，描写事物隐藏的意义，抓住瞬间的印象、感觉，予以丰富的想象，人物的一个细微的动作，秋天的一片落叶，天空的一抹云霞，他都能感受到一般人体验不到的东西。
正是作家的这种细腻的感受性，使他作品中的人物心灵纤细，情感丰富。
《十六岁日记》（1925）、《致父母的信》（1923）、《参加葬礼的名人》（1923）表达的是失去亲人的孤独感受；《篝火》（1924）、《南方之火》、《脆性的器皿》（1924）表达的是失去恋人的苦恼感受；《禽兽》（1923）、《雪国》表达的是人生虚无的感受；《千只鹤》《睡美人》等后期作品表达的是对美的极端感受。
（2）悲凉中不乏坚毅。
川端展示人物的生存状态，映射人物的内心情感，但并不指明他们该何去何从，他们的际遇也好，探索也好，抒发的是作者对世界的情怀。
不过，《花的圆舞曲》（1936）、《舞姬》（1951）、《名人》（1954）几部作品表现了对艺术不懈追求的理想状态，主人公虽然在现实中处于弱势，但人物的灵魂与崇高的艺术境界合而为一，表达了艺术高于一切的观点，蕴涵着一种内在的强健力量。
川端很少展现人物与社会、与道德的巨大冲突，即使在后期明显违背伦常的作品中，川端也巧妙地让他的主人公避开现实秩序的制约。
（3）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融合。
川端将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手法融入东方精神。
在新感觉运动时代，川端竭力宣扬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西方现代派文学，但即使在那时，日本的艺术传统就已经存在于他的灵魂中：日本式的主观真实，细腻的情感触觉，美与哀的结合，超功利的审美态度，都秉承着民族的文化传统。
川端受到乔伊斯的影响，以意识流的手法创作了《针、玻璃和雾》（1930）、《水晶幻想》（1931）。
川端还自觉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春天的景色》（1927）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表现情欲和本能冲动；《山音》以梦境揭示内心潜藏的欲望；《母亲的初恋》（1940）、《千只鹤》表达超越道德、基于血缘延续的爱情；《睡美人》《一只手臂》具有明显的恋物癖倾向，将性本能上升到美和艺术创造的高度。
但川端的根基是日本的传统，随着他创作技巧的日趋成熟，他越来越自觉认识到将西方文化和文学有机地吸收到日本文化和文学整体之中，而不是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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