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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实说，几乎是鲁迅自己出资印书，而售书所得，则从未结算。
故每政治压迫愈甚，鲁迅的处境愈艰，公开的书店如北新的乘机装死亦益有加，甚而鲁迅为了安全而去稍远的地方，如看病等，往来多临时雇汽车，他们又故作宣传，说鲁迅很有钱，你看他出入都坐汽车，使鲁迅闻之更觉此辈居心的不可问，反而承认自己不够“毒”
。
但鲁迅的同情心非常之大，尽管有不合理的待遇，一旦对方遭遇困难，即首先撇开自己，为他人设想。
1931年北新书局曾经被封，鲁迅即驰书向小峰慰问：“在北新被封时以至今日之开，我竟毫不知其中经过情形，虽有传闻，而不可信。
不知兄现在是否有暇，且能见访一谈否？如有，则希于任何日之下午，直接莅寓为幸。”
（见1931年4月26日鲁迅致李小峰信）这表示何等的关切。
又1933年，《两地书》原拟交给天马书店出版，北新得到消息，要求给他。
鲁迅回信说：“北新又正在困难中，我倘可以帮忙，自然仍不规避。”
（见1933年1月2日鲁迅致李小峰信）就在这样的情谊难却之下，把初步说过的天马书店取消活动，仍转给北新出版，鲁迅之于北新，可谓仁至义尽了。
再看北新是什么局面呢？自鲁迅到上海所见，已不是先前翠花胡同摆张床卖书的情况，店面已开得相当可观，加以有利条件下是：印刷方便，在四马路同行又多，呼应灵便，但可惜习染也多了，加之内有李志云及其妹等全家加入，闹哄哄的一团，人多意见多，于是怪状百出，自投网罗，颠倒行为之事常有。
又每款待阔人盛馔，走国民党反动的路线，即以为可突然无事，把得罪群众的事置之脑后。
出书一乱，就易闯祸：为了得罪宗教，出了什么“猪爸爸，狗妈妈”
的得罪少数民族的毫无道理的书，倘从速登报道歉，自己承认错误，即易化大事为小事，但他们不向群众低头，却到处活动，这回给了警告又不理会，直至敲毁大片橱窗，还是不作正当处理，反而狗急跳墙，连忙找人走了杜月笙的路线，结果打点了几千块钱，向这些人活动去了。
又曾因某事故遭到封门，鲁迅从旁很焦虑地说：“如果为了政治而关门，倒没有什么，若为了别的，就不好了。”
鲁迅是如何希望他为新文化事业而奋斗，像生活书店那样，就是关门也是光荣的。
无奈北新这软骨头，随风倒，哪里水响哪里去，看到教科书生意好，为了拉拢林语堂，想向开明书店抢出英文课本，大印他侄儿林惠祥写的文学史，鲁迅曾慨叹其对读书界的不负责任。
为了逢迎伪国民党，大拉拢他们的人，如对钮惕生的大捧大请客，其优厚程度为一切宴会所没有。
出这些人的书，方向一天天地变了。
注意于教科书生意了，大印活页文选了，钱赚足了，每个北新的人见钱眼开，不择手段，粗枝滥叶，一切都不加选择地进行了。
招牌仍旧，面目全非，应了一句俗话“挂羊头卖狗肉”
。
但北新书店的李小峰等辈，日趋反动统治方面之门，自然远离于革命人民，憎厌鲁迅是危险人物，于他有损。
内心漆黑，不辨光明，反觉自己翅膀已丰满会飞，觉这时得罪了鲁迅也没有什么了。
而况鲁迅每经一奋斗，就更加向敌人积极斗争。
而鲁迅之以为敌者，他们却认为心腹，视作亲人，南辕而北辙，其不能相处也明甚。
现在引1930年11月19日鲁迅给崔真吾的一段信为例，即见一般了：“今年是‘民族主义文学’家大活动，凡不和他们一致的，几乎都称为‘反动’，有不给活在中国之概，所以我的译作是无处发表，书报当然不出了。
书坊老板就都去找温暾作家，现在最行时的是赵景深、汪馥泉，我们都躲着，—所以马君的著作，无法绍介。”
这真是达于黑暗绝顶，是非不明的时代。
从上所述，益觉鲁迅非厚爱于北新。
凡一心搞文化事业，对中国是有些好处的。
如果不倒退到反动的一边，一旦化消极为积极，则庶几还可容忍其改变态度，还希望北新转变过来，冀于新文化事业有利。
而不料北新对鲁迅，用得着这块招牌就拖住一把，用不着的时候，或者说政治态度不同的时候就蔑视不理。
不惜投向敌人一方，走反动路线，终于使鲁迅的宽容，亦有限度的了。
[1]本章为许广平手稿内容，《鲁迅回忆录》首次出版时未收入，部分内容在前面章节已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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