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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收藏的中国木刻青年版画家夏朋的《挑夫》
作为一位党外人士，对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党内组织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鲁迅的意见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作用。
鲁迅的不满，也仅仅是表现在情绪上而已。
不过，这情绪，这忧虑，实在表达了鲁迅对共产党的信任、关心与担心。
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1927年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忍不屈的斗争的鲁迅，有了丰富经验的鲁迅，在讲斗争的时候，反对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主义；在讲统一战线的时候，警惕革命队伍内部的右倾主义。
这充分表明一位饱经忧患的社会革命家、思想家的成熟。
1936年2月，当鲁迅得知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和茅盾联名，通过史沫特莱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长征胜利。
电文中写道：“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
1936年4月，离开上海经历过长征的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
冯雪峰是带着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到上海建立电台并向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传达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
行前，中共中央领导人叮嘱他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情况。
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冯雪峰就来到鲁迅家中，把有关根据地的、有关长征的，以及当前形势和党中央的政策等许多情况，详细向鲁迅做了介绍。
鲁迅认真地听了以后，对党的政策表示拥护和信任，同时也流露了对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担心，怕共产党又上当。
在以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文学界的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申明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拥护，并表示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针对“国防文学”
口号解释中的片面性，工作中存在的“左”
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鲁迅、茅盾等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的口号，以补救“国防文学”
这名词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注进这名词里的不正确的意见。
同时，鲁迅严厉批评了一些人“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
的“恶劣倾向”
和“实在是‘左得可怕’的”
作风和行为；严厉批评了“锻炼人罪，戏弄威权”
的作风和行为。
还提出：“首先应该扫**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
）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1936年6月，鲁迅与巴金、黎烈文等七十八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10月，与巴金、王统照、林语堂、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冰心、周瘦鹃、包天笑、傅东华等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与文艺界同人共同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文艺界不分新旧派别，已经为抗日救国联合起来，结成了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他们将团结一致，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悲壮的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
北平的文化界也发表了抗日宣言，病中的鲁迅注意到周作人没有在上面签名。
虽然兄弟失和后两人再没来往过，但这一迹象却引起鲁迅极大的不安，临终前几天，特别对周建人谈了这件事。
后来，周作人写信给周建人，询问鲁迅逝世前留下什么话没有，周建人在复信中说：“大哥说在救国宣言签名中找不到你的签名，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是不可后退的。”
1936年10月2日摄于大陆新村寓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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