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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当时是国共合作、北伐革命的策源地。
鲁迅在厦门时，就十分关注北伐的进展，向往革命的策源地。
广州的革命气氛，至少在表面上是浓烈的。
鲁迅未到，广州的报纸上已登出“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
的“著名文学家鲁迅”
“不日来粤”
的消息；中山大学校报报道校委会聘得力倡新文化的巨子鲁迅来校主教文科，函电敦促，至三四次，允即南下，并说北大、厦大近百名学生拟随其转学本校。
青年学生更是怀着一睹他们认定的“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
的风采而翘首以待。
鲁迅一到中山大学，“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个不亦乐乎”
。
单是请演说，就不下七八次。
鲁迅向来谦虚，冷静，阅历既多，对这类事情看得很透；实在推辞不过，就低调处理。
鲁迅在《通信》中说，在第一回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就首先“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
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朱家骅。
笔者注）——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
，“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
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
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
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鲁迅总结道：“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
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
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
（郭沫若的小说散文集《橄榄》，出版于192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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