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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却明明站在这里。
但是我，有时虽射而不说明靶子是谁，这是因为初无“与众共弃”
之心，只要该靶子独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绷绷，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5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
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
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6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
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
（《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
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
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
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
7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
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
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
（《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
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
（《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
的“学者”
和“尤其”
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8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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