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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蝙蝠是什么组织？你们听说过？”
张启军和于震看着欧阳凯等人，异口同声地发问。
一旁的付晓峰也有些莫名其妙，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这个血蝙蝠组织是个什么东西。
欧阳凯没有解答众人的疑惑，而是径直走向杨玲玲：“很抱歉，杨玲玲，我们恐怕要换个地方听你讲血蝙蝠的故事了！”
几个小时后，某强力单位审讯室里，杨玲玲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将整件事情完完整整地讲述出来：
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十一岁，我爸三十五岁，整个家突然塌了半边天，我和他一样觉得无所适从。
那时候他在一家法制报社当记者，虽然收入还算稳定，但是每个月固定要拿出一大部分来还我妈治病欠下的债，剩下的才是我们爷儿俩一个月的吃穿用度，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即使是如此，他从来不会委屈我，他戒了烟，戒了啤酒，省下钱给我买最好看的衣服，买一切我能用得上的学习指导书。
因此，他没钱再干别的，包括为自己再找一个老婆。
为了补贴家用，我爸想尽一切办法赚钱，单位有一些外出采访的机会，因为会有出差补助，他就抢着去。
他文笔很好，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在一些杂志上投稿。
那几年，我们的日子虽然紧，但还是可以维持的。
十六岁那年，我上高一，开始住校。
冬天的时候，学校每天早上要跑操，有一次我急匆匆地洗了头发，没擦干就跑了出去，回来后开始发烧，我也没当回事，坚持了几天，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在宿舍躺了两天，第三天就起不来了，胸口闷得像压着一座大山，接着开始心跳间歇性早搏，要不是宿管老师查房看到我，我一定死了。
到了医院，我被确诊为急性心肌炎，紧急抢救。
那一场大病让我爸又欠下好几万的债，偏偏那时候又赶上他们报社精简编制，我爸被一个很卑鄙又很有后台的同事硬生生挤了出去。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们父女第二次塌了天。
接下来的几年，他连续换了四五个与老本行无关的工作，终究还是起起伏伏，没什么进展。
我考上大学那年，距离开学还有三天，学费都还没有凑齐，我爸急疯了，到处借钱，给他能想到的所有人打电话。
这次命运女神终于眷顾了我们父女，他偶然联系上了一个在北京某部门工作的老同学，那时那位老同学官运亨通、顺风顺水。
他拯救了我们，不但给了我上大学的学费，还为我爸“谋”
了一份足可以改变我们命运的工作——我爸进了《法制之窗》杂志社，有了事业单位的编制，自身的能力加上那位老同学的照应，使他很快在杂志社脱颖而出，从助理编辑到编辑，一直到副总编……
我们基本上不再为钱发愁，我顺利地上大学，毕业，就业，而我爸也是一顺百顺，事业风生水起，和昔日的老同学也开始走动起来，关系网越搭越广。
这的确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一度满足到了极点。
顺便说一句，我爸依旧爱好写作，依旧笔耕不辍，只不过以前是为了钱而写作，现在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他喜欢写纪实文学，工作又为创作提供了不少便利。
大约六七年前，他出版了第一本法制题材的纪实文学，让他小小地成功了一把，名利双收，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是写纪实文学的，又是法制题材的，这种书要想成功，决定性因素就是大案要案，案子越大，噱头就越足，案子越重要，书也就越有影响力，《江城大案》这本书就是这么出来的。
当时，算是机缘巧合吧，平时风平浪静的江城在那一年连续出了几个足以引起轰动的大案：马海华的跨省持枪抢劫杀人案、冯超的贪污挪用公款并杀人案、王益群的江城史上第一贩毒大案。
这几个案子就像魔咒一样让我爸兴奋不已，他发誓要写，发誓要写好，用他当时的话就是“要通过这本书在中国纪实文学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
为了写好这本书，我爸做了充足的准备，采访设备、采访计划、采访大纲……为了让自己的采访达到理想的程度，他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人脉关系。
书出版后，他兴奋得睡不着觉，大半夜给我打电话分享喜悦，可这本书并没有达到我爸希望的那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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