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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处女作《黄泥街》的创作，就是在这样喧闹的环境中开始的。
那大约是承接服装不到一年之际，我的自信心空前的高涨，前途闪闪发光。
白天忙忙碌碌，人来人往，一边脑袋里塞满了衣服尺寸，我就用另一边脑袋创作。
我见缝插针地将草稿写在一个旧笔记本子上头，到了夜间再一一誊清。
我在创作之际发现了一件怪事：我似乎是有某种特异功能，能够营造难以理解的、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意境。
凡是那些笔比自己先行，不加构思的文字，一定是最为成功的（当然这“成功”
也只能意会）。
莫非我身上积存了无数老祖先的深层记忆？莫非我个人的生活和职业只是表面的，一切都是为了协调那古老的宝藏源源不断地流出？创作越深入，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比如我在写作时并不十分惧怕外界的干扰，我的思维常常可以在两界之间自由地穿梭，刚刚为顾客量完尺寸，设计好式样，马上又可以回到桌边去写。
似乎一切都与表面的、理性的构思无关，另有一种现成的构思在黑暗的深处，只要我有力量沉到那黑暗的底处去搅动，它就会出乎意料地浮上来。
我不清楚我写下的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一种奇怪的预感能力）我应当执着于这个，这是最好的，从未有过的，将来总会有人将它解释出来的。
起初，在中篇《黄泥街》的写作中，我的创造还没有彻底摆脱理性介入的痕迹，待到这一篇完成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走向了自由。
一九八五年，在作家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我的作品终于得以发表！
我没有料到会如此的顺利。
这并不是说我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信心（其实我是信心很足的），而是我对形势的估计还没乐观到这个程度，本来我估计至少要等五至十年。
到了一九八六年，刊物上面就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对残雪作品的评价，向我约稿的人多起来了，形势对作品的数量有了要求。
我自己的内心也很急迫，我觉得我要写，我一定要写，我已经憋了这么多年了，要赶快写啊，谁知道形势会怎么样变呢？于是业余时间成为了一个问题。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我开始“退居二线”
，将缝纫工作全盘交给丈夫去处理，自己只煮煮饭，管管儿子。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我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在文坛上造成了影响。
至此写作已成了我生命的目的。
随着年龄增大，身体似乎不如年轻时那么结实了，我每天要花大量时间搞运动，以维持创作的状态。
“人心不足蛇吞象”
，这时我想，如果弄一个专业作家当当，为家里减轻负担，对创作不是更加有利吗？据说现在文坛上有很多关于专业作家的讨论，有人认为只有业余作家才写得出好作品，我以为这是年轻人的幼稚想法。
在我看来，业余作家与专业作家的创作毫无区别，只要政府不从艺术上和其它方面限制作家，让真正有才华的作家解除后顾之忧是政府有长远眼光的表现，而且也确实带来了文学的繁荣。
想想欧洲过去那些被贵族们养着的大艺术家，他们所创造的不朽的作品吧。
听说俄罗斯也是对艺术家很鼓励的，虽不能让他们成为富裕阶层，但只要有点才华的都有饭吃。
作品的产生来自压力，这一点不错，但这种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外部，靠外部压力写作的作家只能写出三四流的作品。
当专业作家的想法一扎根，我就开始努力。
这时作家朋友何立伟鼎力相助，带我找到了市委书记家中，最后终于将这事办成功了。
我居然成了专业作家了！
虽然得到的钱很少，毕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
在我的规划中，专业作家的任务就是在家中写，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作品。
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不对头了，除了写作品之外，我还得去单位参加一点学习，有时甚至还被要求去乡下搞“社教”
。
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勉为其难了。
我想，当初我做缝纫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难道现在反倒要回过头来吃二遍苦吗？不管怎么说，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政治学习，大家坐在一起嘻嘻哈哈学一天，我却好久平静不下来，搞得影响创作。
早知这样，我倒不如不当这个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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