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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就论稿请教鲁迅，鲁迅对此评价道：“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我很希望早日即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鲁迅与胡适政见分歧的时代，正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时代。
当时，西方文明通过军事征服与经济扩张在全世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而民初的中国也曾迎来一个最为西化的时代。
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攻势，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人自觉把文艺当作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工具，并进而让文艺承担起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重任。
两人在“整理国故”
问题上的争论是双方分歧中最具冲突性的一次。
“整理国故”
的口号，是当时北京大学旧派学生提出来的。
他们成立“国故社”
，扯起“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
的旗帜，企图以研究“国故”
之名，行复古之实。
针对“国故社”
的倒行逆施，北大进步学生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新潮社”
，指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
对国故加以“整理”
，反对“国故社”
以封建思想“保存国粹”
。
胡适的观点是：整理国故实在很有必要，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国故研究；研究学术史的人，应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
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
客观说来，胡适最初的基本精神与“新潮社”
是一致的，且某些地方尚有发挥。
然而，由于胡适的“从政”
，他随后的“整理国故”
主张则偏离了最初的观点。
他鼓励青年“踱进研究室”
“整理国故”
，并给广大青年大开“国学书目”
，要求中学的国文课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
这客观上对诋毁新文学的复古派起到了支持作用。
接着，他又以进“研究室”
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
，国家的纷争、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学生的求学热心与兴趣，这基本上就是走到了进步学生的对立面。
对此，鲁迅不再沉默，他先后写了《所谓国学》《望勿“纠正”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等一系列文章，尖锐指出“整理国故”
的内容和方向转变带来的弊端，他鼓励青年关心实事，参加现实斗争，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地死读书、读死书，其观点和矛头直指胡适，犹如匕首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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