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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闲，这既是陈西滢的思想观念使然，也是他的社会责任感使然。
不过，陈西滢的“闲话”
却并非因这些出名，而是他与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鲁迅的争论，才引起了时人及后来者的特别关注。
正如文首所说，有过英留经历的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
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时，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所不齿，例如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
当成了“文豪”
，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
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
，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Luther）当成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等等。
陈西滢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或谬误”
（《中国报纸的外闻》）。
应该说，陈西滢指出的这些错误确实存在，但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
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
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
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运动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陈西滢过于理智的态度以及对新文化运动显示出不高的热情，就难让人接受了。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闲话”
还是“闲话的闲话”
，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
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
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
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
；“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
；“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
。
（《智识阶级》）应当说陈西滢已经看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不拿出解决的方案、甚至少有同情，而只有不屑的姿态。
他也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
。
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
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让陈西滢真正捅出篓子的，还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
惨案，这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运动主将的思想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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