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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京师警察厅把1925年3月21日出版的第十五期《现代评论》周刊“尽数搜去”
，第十六、十七期也“因警厅干涉，不能如期邮寄”
。
在这以后《现代评论》受到重挫，失去了战斗精神。
后来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全面分析评价当时“中国定期出版”
的报刊时说，“……第15期被扣后，尝到了段政府威严，于是退缩因循，日甚一日。
因杨荫榆而诬证女师大，因章士钊而反捧‘段执政’，事迹昭然若揭。”
陈西滢当时作为《现代评论》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在段祺瑞政府的政治压迫下，开设了一种较为远离政治的“闲话”
栏目，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这个时期，“闲话”
是陈西滢开展论战的主要武器，其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主要就是通过它传达出来的。
这样的政治形势，也影响了陈西滢的政治立场，他选择了因循退缩，因而在“女师大风潮”
中采取了袒护章士钊、杨荫榆的立场。
在“三一八”
事件中，他更是颠倒是非，认为请愿的群众是盲目的、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杨德群女士“原本不愿去”
，是受人“怂恿”
才不幸罹难的。
迫于政治形势而发表的这些不当言论，让陈西滢背上了骂名。
（三）20世纪20年代言论空间的局限
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言论空间有很大的局限性，导致陈西滢的言论不被接受甚至全盘否定。
范玉吉在《被窒息的空间——以陈西滢为个案分析20年代中国言论空间开创的尝试》一文中指出了2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开创中国言论空间的过程中遇到的局限性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精英文化”
的优越感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画地为牢，脱离了更为广大的知识群体，从而失去了他们在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号召力和更为广阔的批评空间。
其二，各派知识分子力量悬殊，建立批评空间的呼声被别的嘈杂之音淹没了。
其三，在“救亡压倒启蒙”
的时代大潮中，愤怒的阴云遮蔽着理性的光芒，破坏的冲动代替了建设的可能，建立批评规则的设想像一张刚刚规划好的蓝图，被一场突然而至的救亡暴雨淋得面目全非。
其四，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政治生活的不民主，限制、压制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立批评空间的积极性，从而也挫伤了批评规则“公正”
的可能性。
由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事实上，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流思潮是格格不入的。
陈西滢作为一名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很想通过言论来变革社会，但是由于以上种种言论空间的局限，使他的立场和观点不被人们所接受。
总的说起来，陈西滢在论战中败给鲁迅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源于陈西滢在中西文化的徘徊中产生的文化焦虑感，另一方面，还因为当时的政治势力的阻碍以及当时言论空间的局限等。
陈西滢在这些论战中的很多言论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但不能因为这次论战而否定陈西滢有价值的言论，今时今日的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论争、辩证地看待陈西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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