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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
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可此时的郭沫若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
，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
为逞一时之快，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
郁达夫看了都气愤不过，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行为，太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了一首诗赠与鲁迅，以示声援：
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
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不是连篇累牍，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
关于为什么一夜之间盟友变敌手的问题，郭沫若和其他创造社成员后来都作了解释，说是当时一批创造社的年轻成员如成仿吾等陆续从日本回国，他们在当时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
倾思潮影响，认为鲁迅等五四时期的作家都是“旧作家”
，必须进行“全面的批判”
。
郭沫若认同了这一观点，虽然他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于1928年2月亡命日本，但仍然遥控指挥这场论战。
这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所谓“革命文学论争”
，持续了近两年。
中共中央知道这个情况后，出面干预，周恩来、李富春都明确指出，批评鲁迅从原则上讲是不正确的，应该争取鲁迅、团结鲁迅。
后来潘汉年到上海，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平息了这场论争，从此创造社基本上停止对鲁迅的攻击。
至今，鲁迅和郭沫若之间还有一段难以厘清的悬案。
20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因寄创造社而了无着落。
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
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
后来，他还向增田涉谈及此事。
增田涉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披露此事。
郭沫若读后极为恼怒，立刻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中的误谬》，以自作辨正。
鲁迅在未读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态度，他写信告诉增田涉：“《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
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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