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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看来，他们不是对着某个人，而是在文化领域里进行总的批判。
《文化批判》发表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建设革命文学》和《请看我们中国人的Don Quixote de（按：即“唐·吉诃德”
）的乱舞》。
5月1日，成仿吾更以“石厚生”
为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
罢了》，论述了“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的观点，认为鲁迅的“闲暇”
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
。
鲁迅对此十分反感。
1932年4月24日深夜，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愤然写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都完全忘却的。
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
编成而名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这次论争持续到1929年初。
由于党组织出面干涉，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平息了。
1928年7月20日，鲁迅作《上海文艺之一瞥》讲演，评述了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的社会原因及功过，指出创造社等在这场运动中的错误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府权力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
。
鲁迅又说：“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来看，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
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
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
这些地方，想是也有些才子加流氓式的。”
鲁迅尽管受到攻击，然而他高瞻远瞩，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怨言。”
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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