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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
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
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
的情态。
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
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
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
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
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
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
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
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
他答道：“未必。”
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
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
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7月17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8月2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
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
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
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
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
风潮中并肩呐喊。
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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