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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与鲁迅见面，虽说中间因田汉的插话而使气氛有些紧张外，但基本上还比较正常，特别是最后的氛围还比较和谐。
临别时，鲁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
鲁迅的调侃令在场者不禁失笑。
鲁迅甚至在严肃的左派理论家面前，仍以捐钱的方式表示了自身的风趣与幽默。
但一年多后，随着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别是在左联解散问题上以及关于“两个口号”
的公开论争中，这种矛盾则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
又因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最终导致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和失望。
这种不满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其中特别提到了一年多前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在内山书店的那次见面。
鲁迅显然是带着很大的反感来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
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
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
再经几度问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便是影响深广特别是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极高的“四条汉子”
的典出所在。
这里不难读出鲁迅对四人的不满和嘲讽，而且是把他们作为左联的代表。
鲁迅与“四条汉子”
同为左翼文艺阵线的领导者，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矛盾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环境恶劣，联系不便，再加种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容易产生误会，而一旦产生误会又极不易消除。
当时周扬等左联领导人都很年轻，缺乏一定的斗争经验，另外还有脱离实际的“左”
的倾向，将左联变成党的组织，对鲁迅不够尊重。
鲁迅看问题比他们深刻，他们反而不以为然，因而给鲁迅以“好唱高调、善搞宗派”
的印象。
另外，在历史转折过程中，左翼文艺阵线从反蒋的阶级斗争转向抗日的联合战线，大家都面临着种种复杂的矛盾，“左”
的、“右”
的倾向交织存在，宗派主义、门户之见亦在所难免，故不可避免产生分歧。
当然还有性格上的一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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