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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用“责备贤者”
的激将法。
田汉化名“绍伯”
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了《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一文,说鲁迅之信与杨邨人之文同登一刊是一种“调和”
,并挖苦地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
田汉此说当然是毫无道理。
鲁迅的信被别人拿去发表,同杨邨人的文章放在同一期刊上,他自己是不知情的,这怎么是鲁迅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
呢?且鲁迅对杨邨人脱离共产党、并从左联变成“第三种人”
是非常鄙视的,他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对杨邨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驳。
田汉以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称鲁迅与杨邨人“调和”
,这就难怪鲁迅动怒了。
特别是当他知道“绍伯”
即田汉后,怒气可想而知。
当时田汉正在编《戏》周刊,于是鲁迅便在给《戏》周刊的信中说:
“……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视田汉此举为同一营垒中人所给予的“背后一刀”
,因此对他则更加“憎恶和鄙视”
。
田汉没想到他的文章引出了这么个结果。
按照他原来的设计,他有意“冤枉”
一下鲁迅,鲁迅即会向《社会月报》主编陈灵犀或擅自要发表此信的曹聚仁抗议,以达到打击杨邨人并停发其文的目的。
田汉的这一初衷在其后他写给鲁迅的信中表达得非常清楚。
但事与愿违,虽然《社会月报》因此停刊了杨邨人文章,而鲁迅的态度使田汉心殊不安。
迫于压力,田汉在《致〈戏〉周刊编者信》中解释“绍伯”
是他的一个表弟,是一个“纯洁而憨直的青年”
,其文章的用意“绝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是对于鲁迅先生从来是很敬爱的”
。
田汉又说:“‘文坛消息家们’却颇有拈起这个做挑拨离间的材料。
这次是甚至也射到我的身上来,所以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凡是在同一阵营中的,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
我们应该更分明地认清敌友’。”
以后田汉又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说:
“……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
1935年我们的阵线需要更整齐而坚强,同志间任何意义的误会都于整个工作有害,为着说明那一文章的经过与意义,我写这封信给您,希望您也不要怀疑您的战友。
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
应该说田汉此时的态度是真诚的,只不过,鲁迅在后来对田汉的误会和成见并未因此而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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