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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7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
鲁迅的《准风月谈》出版后，钱玄同又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购得新出版之鲁迅《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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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17日，四十八岁的周作人为《周作人书信》的出版，在写给李小峰的“序信”
中，再一次借用吉田兼好的话语攻击鲁迅及《两地书》说：“没有办法，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
这又不是宣言书，别无什么新鲜话可讲。
反正只是几封给朋友的信，现在不过附在这集里再给未知的朋友们看看罢了。
……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
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
鲁迅一方采取的反击策略，基本上是避周作人之重而就钱玄同之轻。
在1932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鲁迅写道：“昙。
上午寄绍兴朱宅泉八十。
午后为梦禅及白频写《教授杂咏》各一首，其一云：‘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其二云：‘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
所谓“寄绍兴朱宅泉八十”
，就是给原配妻子朱安的绍兴娘家寄去八十元钱，由此可知，已经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的鲁迅，依然承认朱安和她的娘家亲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把这两首诗收入《集外集拾遗》并分别加写注解，说是前一首诗“系影射钱玄同的，钱玄同早年曾戏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
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
。
1933年11月3日，十八年前曾经向钱玄同索要过书法作品的鲁迅，在致郑振铎信中彻底否定了对方的书法成就：“序已寄出，想当先此而到，签条托兼士写，甚好。
还有第一页（即名‘引首’的？）也得觅人写，请先生酌定，但我只不赞成钱玄同，因其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
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的郑振铎，收信之后大概是传播了这封书信中的意思，于是便引出台静农的来信询问。
12月27日，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解释说：“《北平笺谱》竟能卖尽，殊出意外，……印书小事，而郑君乃作如此风度，似少函养，……写序之事，传说与事实略有不符，郑君来函问托天行或容某（忘其名，能作简字），以谁为宜，我即答以不如托天行，因是相识之故。
至于不得托金公执笔，亦诚有其事，但系指书签，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托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
关于国家博士，我似未曾提起，因我未能料及此公亦能为人作书，惟平日颇嗤其摆架子，或郑君后来亦有所闻，因不复道耳。”
这里的“天行”
指的是魏建功，“容某”
即容庚，“国家博士”
指刘半农。
1934年1月15日是周作人旧历五十大寿的日子，他不仅在八道湾家中设寿宴五席招待亲朋好友，而且专门写作了两首打油诗，先以《五十诞辰自咏稿》为题发表在当年2月的《现代》杂志4卷4期；然后又以《五秩自寿诗》为题刊登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创刊号中。
诗稿发表后，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钱玄同、胡适等人纷纷唱和，从而引起左翼文化界的鲁迅、胡风、廖沫沙等人的严重关注和强烈不满。
同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信中表态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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