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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北京。
那几封邮件，林煜在八月底陆续发出去的。
不是一天发完的，是想了几天，改了几稿，然后分开发的。
给Sarah的邮件写了最久。
他写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很长，把记忆锚定模块和情绪稳定模块的问题逐条列出来，讲技术层面的风险，讲伦理层面的边界，讲这两个模块如果从整体系统里单独拿出来使用，可能出现哪些他无法预判的后果。
写完，他重新读了一遍，删掉了。
太长了，而且他意识到，那封邮件的底层逻辑是“你应该听我的“，但他没有那个立场了，2008年的协议把那个立场签出去了。
第二个版本很短，就是说他有顾虑，希望在商业化之前能有一次正式的技术评审，邀请独立的伦理专家参与。
这个版本他留了两天，最后也删掉了，因为他知道那个“正式评审“即使发生，结论也不由他决定。
第三个版本，他最后发出去的那个，就是把顾虑说出来，不要求任何动作，只是说，作为技术的原始设计者，他认为有必要记录这些顾虑，以便将来如果出现问题，有据可查。
他发出去之后，盯着发件箱看了一会儿，然后关掉邮件客户端。
给韩教授的邮件是最简单的。
他把那份产品目录发过去，问韩教授怎么看，有没有可能通过学术渠道发声，推动一个更审慎的商业化路径。
韩教授三天后回复了，邮件不长。
他说，他理解林煜的顾虑，他自己也有保留意见。
但他说，技术一旦成功，就不再属于个人，这是科学史上反复发生的事，林煜不是第一个面对这个处境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他说，学术界可以发声，可以讨论，但改变不了商业决策。
最后他说，林煜现在能做的，是把自己的判断写下来，公开发表，让这个领域的人知道创造者的立场是什么。
林煜把那封回复读了两遍，然后存档，没有回。
给徐远舟的，他没有发邮件，直接去找他了。
九月初，他去了项目组，徐远舟在，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下来。
林煜把情况说了，说他想通过项目组向NeuroLink施压，要求对商业化用途做限制，至少把情绪稳定模块和记忆锚定模块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有明确医疗诊断的情况下，不能作为消费级产品销售。
徐远舟听完，没有立刻说话。
窗外，九月的北京，天气开始转凉，但那天还有阳光，从窗帘的缝里进来，照在地板上。
“你说完了吗，“徐远舟说。
“说完了。
“
“我来告诉你项目组能做什么，“徐远舟说，“项目组可以向科技部提交建议报告，建议对CDAS商业化应用设立额外的伦理审查程序。
这个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会形成一个官方记录。
“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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