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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世上有违法乱纪的人，没有混乱的法律’，要是法律能解决一切，那唐尧、虞舜就不需要稷、契辅佐，商汤、周武王也用不着伊尹、吕尚帮忙了。
现在提议考核官员的人，列举周朝、汉朝的做法，引用京房的观点，看似说清了考核关键，但用来推崇谦让风气、实现天下大治，还远远不够。
要是想让州郡考核人才，一定要按照‘西科’标准，看他们有没有实际成效，再推荐给朝廷。
先在公府试用，再让他们做地方长官，根据功绩提拔为郡守，或者增加俸禄、赐予爵位，这才是考核的当务之急。
我觉得应该重用提出好建议的人，让他们制定考核州郡官员的办法，严格执行奖惩。
至于公卿和朝廷大臣，也应该用合适的方式考核。
古代三公坐而论道，朝廷大臣进谏补缺，有善行就记录，有过错就指出。
天下这么大，事务这么繁杂，一个人再圣明也不可能事事清楚。
君主如同脑袋，大臣如同西肢，大家相互配合才能成事。
古人说建造宫殿的木材，不是一棵树的枝干；帝王的大业，不是一个人的谋略能完成的。
所以，只靠大臣遵守职责、完成考核，怎么能实现天下太平呢？要是大臣只想保住官位，没被罢官的风险，而一心为公的人却被怀疑，公正的风气不树立，私下议论却盛行，就算孔子来制定考核办法，也没办法发掘所有人才，更何况一般人呢！”
司空掾傅嘏说：“设置官职、分配职责、治理百姓，这是治国根本；依照名声考核实际才能、纠正激励官员，这是细枝末节。
根本问题没解决就去制定考核细则，国家大政方针不重视却先搞考核，恐怕没办法区分贤愚，明白事物本质。”
大家讨论了很久也没结果，考核官员的事最后不了了之。
司马光评论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用人，但识别贤才，连圣贤都觉得难。
只听别人评价，就会因个人爱憎混淆善恶；只看功绩，又会有弄虚作假的情况。
关键在于君主公正、明察。
君主公正明察，臣下的能力就一目了然。
要是不公正、不明察，考核办法只会成为徇私舞弊的工具。
为什么这么说呢？公正明察靠的是内心，功绩只是外在表现。
自己内心不能公正明察，却想通过考核别人的表现来判断，这不是很难吗？君主如果真能不因为亲疏贵贱区别对待，不被喜怒好恶影响判断，想了解研究经典的人才，就看他知识是否渊博、讲解是否透彻；想了解断案的人才，就看他能否明察秋毫、不制造冤案；想了解管理财政的人才，就看他能否让仓库充实、百姓富足；想了解军事人才，就看他能否打胜仗、让敌人畏惧。
对于百官考核都是这个道理。
虽然可以征求别人意见，但最后决策在自己；虽然要考察实际表现，但关键要用心判断。
其中的精妙之处，很难用语言表达、文字记录，怎么能提前制定好规则，完全交给有关部门呢？
有人问：君主治理天下或国家，内外官员成千上万，考核升降官员，怎么能不交给有关部门，非要亲自做呢？回答是：不是这个意思。
只要是上级，都能用这个道理考察下级，太守考察一郡官员，刺史考察一州官员，九卿考察下属，三公考察百官，君主考察公卿、刺史、太守，这样层层考核，哪会麻烦呢？还有人问：考核官员的办法，唐尧、虞舜就开始用了，京房、刘邵只是加以修订，怎么能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时的官员，任职时间长，权力集中，法律宽松，考核注重长远成效。
所以鲧治水九年没成功才被治罪，大禹治水成功才受赏。
不像京房、刘邵的办法，只计较琐碎小事，要求短时间出成效。
很多事看着名字一样，实际却不同，不能不仔细分辨。
不是说考核办法在唐尧、虞舜时能用，在汉、魏就不能用，而是京房、刘邵没抓住根本，只追求细枝末节。
以前，右仆射卫臻负责选拔官员，中护军蒋济写信给他说：“汉高祖把逃兵韩信提拔为上将，周武王任用渔父姜太公做太师，平民甚至奴仆，都能当上王公，何必非得按常规，先试用再任用呢？”
卫臻说：“不行。
你想把周武王伐纣和周成王、康王的太平盛世相提并论，把汉高祖斩蛇起义和汉文帝、汉景帝的时代相比，鼓吹不按常理的举动，开创新奇用人的先例，这样会让天下人都浮躁起来！”
卢毓品评人物、选拔官员，都把品性德行放在才能前面。
黄门郎李丰曾问他原因，卢毓说：“才能是用来做善事的，所以大才能做大事，小才能做小事。
现在有人空有才能却不做善事，说明他的才能没用到正地方！”
李丰听了很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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