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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入格物，光色之争启新思
艾萨克·牛顿踏足大明京师的土地，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与剑桥的静谧古朴、伦敦的喧嚣混乱截然不同的磅礴气象。
高耸的城墙、巍峨的宫殿、川流不息的人群，无不昭示着这个东方帝国的庞大与活力。
而当他在礼部官员的引导下，步入位于京师西郊的格物院时，其宏大的规模、井然有序的布局，以及那些他前所未见、或精密或奇巧的仪器，更是让他这个惯于在抽象思维中遨游的头脑感到了实实在在的震撼。
格物院的藏书楼里，不仅有汗牛充栋的中文典籍，还有不少从欧洲搜集来的数学、天文、博物学著作，其中一些甚至是剑桥图书馆都未曾收藏的珍本。
实验室里，除了欧洲常见的玻璃器皿、天平、显微镜外，还有大量基于东方智慧设计的装置：用于演示水利原理的联动模型、结构复杂的青铜天文仪器、以及一些他暂时无法理解其用途的机械结构。
然而，最初的震撼与好奇过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深刻差异便迅速显现。
在格物院为牛顿举行的首次正式学术交流会上，这位年轻的英国学者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他最为得意的发现之一。
他取出一枚精心打磨的水晶棱镜，在暗室中让一束sunlight通过，墙壁上立刻清晰地呈现出了红、橙、黄、绿、蓝、靛、紫的色散光谱。
牛顿用略显生硬、但逻辑清晰的拉丁语（由一位通晓拉丁文的耶稣会士协助翻译），试图阐述他的光学理论：白光并非单一实体，而是由不同颜色的光混合而成；不同颜色的光具有不同的“可折射度”
；他更倾向于用“微粒说”
（CorpuscularTheory）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光是由无数微小的粒子流组成，不同颜色的粒子具有不同的大小或性质，因而在通过棱镜时受到不同程度的偏折。
实验现象本身无可辩驳，其绚丽和精准令在座的宋应星、方以智等大明顶尖学者为之惊叹，纷纷上前仔细观察，低声交流。
宋应星甚至亲自操作了一遍，确认了现象的可重复性。
然而，当牛顿开始尝试用几何图形和初步的数学关系来描述折射规律，并进一步推导、假设光的粒子性时，明方学者们的眉头渐渐蹙紧了。
一位须发皆白、深受传统“气论”
和阴阳五行思想影响的老学士，在仔细聆听翻译后，抚须缓缓道：“西儒先生此实验，巧夺天工，确凿无疑地展示了日光可析为七色，妙甚。
然，贵客以‘微尘’（指微粒）释光之本质，老夫窃以为或有可商榷之处。”
他顿了顿，环视一周，继续道：“依我中华先贤之见，‘光’者，乃天地间之阳气发越、清明之象也，充盈天地，流动不息，岂是无数微小颗粒之聚集？且光能透琉璃（玻璃）、明暗互易，若为实体微粒，何以穿透致密之物？其理，或可纳入我‘光气’之论中，谓不同色光，乃‘光气’因介质不同而呈现不同‘折射’之态，其性虽异，然终为一气之流行变化耳。”
另一位较年轻的学者补充道：“正是此理。
贵客之数学推演固然精妙，然天地万物，牵一发而动全身，重在关联与整体。
将光孤立为无数微粒，恐失其生生不息、相互感通之整体意蕴。
譬如色彩之变，岂独取决于光本身？亦与受光之物、观者之目，乃至周遭环境之气，皆息息相关也。”
牛顿性格中固有的固执与对自身理论的极度自信，使他难以接受这种基于“气”
这种模糊概念的整体论解释。
他坚持认为，数学语言是描述自然规律的唯一精确工具，微粒假说虽然目前仅是假设，但能最简洁地解释反射、折射等现象。
他试图用更复杂的几何图示和计算来反驳，强调实验证据和数学推导的优先性。
而明方学者则更注重实用效验和哲学上的自洽，他们认为“气论”
能够解释更广泛的现象（如虹、晕、视觉本身乃至生命活动），牛顿的理论虽在解释棱镜分光上有独到之处，但其根基（微粒说和过于抽象的数学）却难以融入他们己有的、成熟的世界观框架。
双方就光的本质是“粒子”
还是“气”
（或“波”
，虽未明确提及波动说，但“气”
的连续性与波动有暗合之处）、颜色是光的固有属性还是依赖于介质和观察的次级性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而友好的辩论。
说其友好，是因双方均保持学者风度，就事论事；说其激烈，则是因基本范式冲突，难以调和。
辩论持续了整个下午，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共识。
牛顿深感沮丧与孤独，他觉得这些东方的学者虽然博学、观察细致，却似乎被某种古老的哲学枷锁所束缚，不愿接受更根本的、基于数学和实验的机械论解释。
他带着满心的不被理解，将自己关在格物院为他安排的、设施齐全的住所里，埋首于他带来的那一箱箱手稿之中，继续演算他那些关于流数术（微积分）和万有引力的复杂公式，试图在数学的纯粹世界里寻找慰藉和确定性。
朱由检通过安插在格物院的耳目，很快得知了这场不欢而散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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