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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间对自家闺女刮目相看！
急忙和老伴商量，要全家吃喜面，庆祝闺女文章发表！
转过天来，父亲拿着报纸到厂子里显摆，还找到厂领导说：“你们瞧我闺女够有出息吧，咱厂有了合适岗位，帮我闺女安排了吧！”
还请关系不错的老伙计们帮着摩挲对象。
人们都感觉在报纸上发表一封“群众来信”
实在算不了什么，那根本不算正式文章，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还到处张扬？只是碍于老同事的面子，谁都不反驳他。
于是都虚与委蛇地点头说是，显得不够热情。
尽管如此，他还是感觉很有面子。
蓝海大学生物学院的裴文中教授六十有二，正式退休了。
其实，两年前他就办了退休手续，但学校挽留他延长了两年。
多年来，裴文中驰骋在生物学领域，既授课，又搞科研，十分忙碌，成绩斐然。
几乎没有时间看晚报。
而老伴程红缨是蓝海市作家协会的理事，专业作家，天天必看晚报。
不光晚报，家里还订阅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新华社《参考消息》、香港《大公报》等报纸。
也许报纸看得多了，事情经得多了，程红缨变得十分世故，由早年容易激动、文笔犀利的热血文学青年，变为老到狡黠、文笔圆滑避世的“世外桃源”
之人。
她已经有十几年不再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也不再关注当下各种人的多彩人生，一边经常写些应景的短文，诸如《端午节的来历》、《老年养生十问》、《天热防暑的好去处》之类，一边创作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表姐的戒指》三部曲，内容是讲一个小资女人仰仗大款丈夫，不断更新戒指，从一百块钱一枚及至一千万一枚，其间走过了怎样充满乐趣而“不平凡”
的历程。
蓝海市出版社的某个编辑看完故事大纲，便拍手叫好，说要对这本书进行全方位精准包装，大张旗鼓推向市场。
但这时出版社编辑来电话了，说程老师，出版社在研究出版计划的时候，筛掉了您的《表姐的戒指》这本书，希望您重新构思新的作品。
程红缨听了很生气，道：“你们就会跟风，我都写了50万字了，这不是坑我吗？”
对方撂了电话，不再听她唠叨。
她一时间非常气馁。
感觉没着没落的。
丈夫裴文中闻听以后劝慰道：“你不要怪罪人家出版社，想想你这些年写过什么像样的作品吗？你枉自担了一个作协理事的虚名！”
程红缨不服气，据理力争。
裴文中又道：“年轻时你非常喜欢巴尔扎克，也是从学习和模仿巴尔扎克起步。
现在呢？老实说中国并不缺少作家，中国现在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作家队伍。
中国也不缺少写小说的人，报载中国现在年产小说数量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三，形成了‘语言狂欢’。
但中国现在却没有一个作家把社会小说写得像巴尔扎克那样多那样深刻和富有盛名。
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文学界并未把巴尔扎克摆在怎样重要的位置，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个名字就很少有人提起。
为什么？——别怪我一再反问——因为中国文坛现在的主流派都比较年轻，他们很少关注巴尔扎克，他们平常看的和口里讲的，都是卡夫卡、杜拉斯、昆德拉、福克纳、加缪……等西方现代派作家，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关注的是自我，强调的是个人心理的真实与现实。
他们认为文学是表现、是创造，不是再现，更不是对社会的观照与模仿，他们重视主体，轻视客体，认为文学是通过想象创造自我，不是再现和模仿社会的现实，他们已经用充分自我的心理现实主义取代了传统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包括巴尔扎克）。
这些西方现代派作家，他们的做法和看法，当然会对我国年轻一代这些特别崇拜他们的中国作家产生影响。
许多中国作家，也学着外国现代派作家，不关心社会，不写巴尔扎克式社会小说，即使遇着有深刻意义的社会题材，也会用自己的感觉、情绪、联想把社会题材个人化，进行‘和解’、‘消解’和‘解构’。”
一番话噎得程红缨无言以对。
其实她也有一肚子话想说，但裴文中并不是文学圈里的人，与他说有什么用？便“切”
了一声以示鄙夷和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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