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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多元化的五光十色的传播度、透明度日增的世界，如果缺乏判断和选择能力，就极容易无所适从，甚至偏离正确轨道失去控制。
青少年学生虽然已经具有良好的知识基础，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但由于缺乏社会实践的锻炼和艰苦环境的考验，政治敏锐力较差，看问题、想事情又很容易片面化、简单化。
就像有些学者所担心的，“他们对个人和社会的前程尚缺乏一定的信仰，他们对人际关系和权威缺乏应有的信任，对个人的职责尚缺乏应有的信守。
面对社会上仍存在的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及其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尚缺乏抗诱能力，形成不同程度追求单纯物质性和感官快感的即时行为倾向。
面对与人类共同利益相关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及法律和道德规范，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压抑和烦恼，自由散漫作风有所滋长。”
[2]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如何教会青少年学生自己走出道德选择的困惑，就成为学校德育无法逃避的责任。
当代中国学校德育以知识传递为任务，把德育理解为一种由外向内对学生施加影响的过程，将希望过多地寄托在了德育功能的发挥上，但是结果却并没有使学生学会自主选择，懂得自己承担责任。
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忽视了个体的自我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忽视了道德自我建构的意义，让德育沦为一种科目的机械说教，与学生个体的精神、意识发生疏离，使学生感受不到德育对自己生命意志的意义。
19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就说过：“记住你的管教的目的应该是养成一个能够自治的人，而不是一个让别人来管理的人。”
[3]但是以管代教的倾向在当前中国的学校德育中依然严重，阻碍了学生成为现实活动的道德主体，主要表现在：其一，学生处在“服从”
的道德发展水平上，他们缺乏道德责任感和自觉行为，缺乏自我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其二，学生的判断和道德实践能力较差，不能准确地分辨是非善恶，也不善于坚持正义，不善于同不良道德现象作斗争。
道德主体必须是能够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己的道德信念、道德行为习惯，并具备相应的道德实践能力的人，当代青少年学生仅仅服从于规范，却不能将其转化为个人的信念及相应的行为、品质，自然只是处于道德客体的状态。
而只掌握抽象的规范，却对现实的社会道德生活问题不能进行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变通能力的人，至多也只能算是认识上的“主体”
，不可能真正地成为社会道德生活的主体。
衡量德育的水平高低，不能只是根据学生服从了德育的要求，而在于使学生形成道德判断、道德选择的能力，形成道德的自觉意识，最为关键的是使学生能将正确的德育要求内化，自我具有道德需要、信念，并贯穿到行动之中，甚而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促进周围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个体道德行为的社会效益。
培养青少年学生建立道德自我，能够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使他们形成坚定的道德信念，养成道德行为的自觉性。
否则，如果不能使青少年学生产生德性的自我追求，他们就容易缺乏稳定明确的道德信念，难以形成坚定的道德意志，自觉地抵御各种**。
青少年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产生道德选择的困惑，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能使他们拥有应对生活的精神素养和能力，当他们遭遇生活中的种种**与挑战，就会付出道德的代价，甚至陷入痛苦而不能自拔。
对青少年学生进行道德自我的培养，就是要让他们获得精神的引导，而不再是道德知识的接受和行为的训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它（教育）的主要使命是培养未来的成人，使他准备去从事各种形式的自治和自学”
，“从今以后，教育不能再被限于那种必须吸收的固定内容，而应被视为一种人类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通过各种经验学会如何表现自己，如何和别人进行交流，如何探索世界，而且学会如何继续不断地——自始至终——完善他自己。”
[4]道德自我的建立，可以使青少年学生积极向上，学会道德的自我感悟，走出道德选择的困惑。
（二）信息网络时代的呼唤
1.信息网络时代现实道德基础遭遇挑战
当今社会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光纤通信技术、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网络化时代。
互联网的到来开辟了人们生活的新空间，形成了“人体外的”
神经系统，它“在人的肌体之外运转，不受正好能容纳这么多脑细胞的脑壳限制”
[5]，使社会运行越来越多地与数字信息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给人类原有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带来许多变革性的影响。
更为根本的，这种变更还不仅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的变化，它不断地向人们传统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等发起挑战，引起人的价值坐标体系、存在意义标尺的转变。
信息网络世界的全球性、开放性、全方位，给人类开辟出另一个生存空间，正在动摇着现实社会的道德基础。
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的作用在网络中被弱化。
在虚拟世界里，主体的行为往往是在虚拟实在的状态中进行的。
凭借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的信息传播，人们可以不再是面对面地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交流网上的一个节点、一个符号，其身份、行为方式、行为目标等都可以被隐匿或篡改，人们往往不知道，甚至不需要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与身份。
充分行使权利、张扬个性、畅所欲言、针砭时弊常常是主体匿名的伦理意义所在，然而这种“隐匿性”
却造成“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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