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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主所标志的人的觉醒与以前的士人社会理性相比较，是以人的自然意识为本位的，是人的自然理性的觉醒。
史上所说的“魏晋风度”
，指的就是魏晋士人这种张扬自我，举止放达，生活情趣多样化，追求率真自然，潇洒脱俗的人生态度。
魏晋士人消退了政治参与意识和功名进取心，但自我意识却在社会动乱和精神自由的夹缝中觉醒了。
他们意识到了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应当有个人的生活追求、生活情趣和爱好，在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应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生存空间。
虽然这一时期尚未彻底脱离儒道两家对社会与自我的认识，但对儒道的无我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超越，自我的存在被强烈地意识到了。
唐代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又一次重视自我的人文主义时期。
渔阳鼙鼓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黄金时代的终结，安史之乱的铁蹄践灭了开元时代的富庶与繁华，摧毁了唐帝国百年的光荣。
突如其来的战乱和政治格局的巨变像一场噩梦、一次劫难，流离颠沛与心理折磨残酷地摧垮了一代人的精神。
挥之不去的沧桑变异与人生幻灭之感重重地压在心头，迫使人们走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调整心态，思索生命，关注自我。
唐代士人以疏离、旁观的姿态冷眼漠视现实，无可无不可，并以极为务实的、功利的人生态度执著于自我狭小的世俗生活之中，正像蒋寅先生所解剖的那样，“他们希望忘掉那噩梦般令人心有余悸的岁月，追回逝去的青春，补偿失去的天伦之乐，生活态度由盛唐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平凡、世俗的人伦情感和家庭生活乐趣”
[27]。
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与处世方式得到人们的接受，顺化、放达、闲逸成为人生的大要，人们追求超脱世俗，悠然地徜徉在自我的精神家园之中。
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经济的发展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需求和社会习俗，特别是商品经济本身自由发展的诉求，使商人与市民阶层急于要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在士人阶层，绵延千年的重本轻末价值观已悄然发生变化，虽然科举仍被普遍视为厕身仕途的正道，但许多文人士子绝意仕途，洁身自好，隐逸画家越来越多，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逐渐失控，出现了诸多反正统的异端思想。
与这种渐趋勃兴的思潮并进的，便是陆王心学的风行。
心学旨在打破程朱思想独霸天下的局面，反对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客观效果就是冲破传统思想的藩篱，强调个人意志的力量。
心学的风行为市民文化崇尚自我的心态提供了理论依据。
反理学、反传统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社会心态，而继承和发展了陆王心学的晚明思想家李贽的“童心”
说，则更为直接地把人的自然心性、感性欲望、官能享受擢升至人之为人的本体位置，李贽提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
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具有强烈自主意识的画家，强调个性的张扬和自我心性的表述。
比如明末清初的石涛在其《题画待跋》中这样写道：“书与画，天生自有一人职掌一人之事”
，在《苦瓜和尚语录》中更是把这种自我意识强调到前无古人的崇高地位，开篇就号称“一画之法，乃自我立”
。
出现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企求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人”
的启蒙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主题，人们在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家族束缚和压迫人性的同时所提出的“个体自由”
的口号，对于中国人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产生具有现代意义的自我认识有着重大的影响。
李大钊发出这样的召唤：“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
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他还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
[28]鲁迅针对中国历史上时时发生以“爱国”
的口号、“集体”
的名义任意剥夺“人”
的个性自由、取消“人”
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现象，倡导“个人的自大”
，反对“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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