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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此告谕的重点不在树而在人，是保护树但更看重左公精神的传承。
进入民国时期，甘肃省政府两次行文保护左公柳。
1935年的《保护左公柳办法》规定更为详细：一、全省普查编号；二、分段保护，落实到人；三、树如枯死，亦不许伐；四、已砍伐者，按原位补齐；五、树旁不得采掘草土、引火、拴牲口等；六、违规者处以相当的罚金或工役；七、保护不力唯县长是问。
“一半是为了延续左公精神”
，本段的总起总说，引出下文的各时期的材料。
现存档案也记录了多起对盗伐事件的处理。
1946年，隆德县建设科长等人借处理枯树，伙同乡里人员盗卖柳树四百棵，县政府给予处罚后还要求“补植新苗，保护成活，以重先贤遗爱”
。
并就此对境内的左公柳进行了普查，还剩3610棵，都一一编号建档。
我们发现在清和民国两代的政府文告中总少不了这样的词汇：左公、先贤、遗爱、遗泽等，要知道这是官方的公文啊，但是仍掩盖不住对左宗棠的尊敬。
民国时还将左宗棠修缮过的兰州城门改名“宗棠门”
，由省长亲笔题写。
在众多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著作中最权威的一本是1945年初版于重庆，后经王震将军提议又在1984年重印的《左文襄公在西北》。
此书从书名到内文，凡说到左宗棠时概不直呼其名，都是尊称“文襄公”
，可见清和民国两代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只是进入当代后因极“左”
政治影响才有了一个小的反复。
但随着人们对生态的再认识，又不觉想起了这位在西北栽树的湖南人。
于是我又联想到一个著名的典故。
当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头角，他恃才傲物得罪了人，有人告了御状，眼看就要掉脑袋。
大臣潘祖荫惜才，上书疾呼：“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一句话救了他的一条命。
假使当年左不明不白地死去，哪有新疆的收复、西北的开发？真可谓中国不可一日无西北，西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左一人而悬湖湘，悬陕、甘、宁、青、疆，悬大清天下。
拔危救难，力挽狂澜，这样的名臣史上能有几人？不知为什么，在西北采访，我眼前总是浮现着苍凉的大漠，浩**的队伍，一具黑色的棺材、须发皆白的左公和伸向天边的绿柳。
有哪一个画家能画一张左公西行图，或哪一个导演能拍一部片子，这将是何等的动人。
假设复句加上反问句式，强调了左宗棠的贡献之大。
岁月无情，从1871年左宗棠下令植树到现在已一百四十多年，要想拜谒一下左公亲植的柳树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了。
档案记载，1935年时的统计，平凉境内还有左公柳7978棵，而1998年8月出版的《甘肃森林》记载，全省境内的左公柳只剩202棵，其中大部分存于柳湖公园，有187棵（左当年栽了1200棵）。
看来我十年间两到柳湖还是来对了，这里确是左公遗泽最多处。
但1998年到如今又过了十五年啊，斗转星移，大树飘零，左公柳还在锐减。
那天，我到柳湖去，想穿越时空一会左公的音容。
只见湖边星星点点，隔不远处就会现出几株古柳，躯干总是昂然向上的，但树身实在是老了，表皮皴裂着满是纵横的纹路，如布满山川戈壁的西北地图；齐腰处敞开黑黑的树洞，像是在撕胸裂肺地呼喊；而它的根，有的悄无息地抓地入土，吸吮着岸边的湖水，有的则青筋暴突抱定青石，如西北风霜中老人的手臂。
但不管哪一棵，则一律于枝端发出翠绿的新枝，密浓如发，披拂若裾，在秋日的暖阳中绽出恬静的微笑。
柳湖公园正在扩建，岸边补栽的新柳柔枝嫩叶随风摇曳，如儿孙绕膝。
而在柳湖之外，已是绿满西北，绿满天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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