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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刚刚引进，这里就成为中国第一代古建研究人的理想实验田。
1933年9月6日，梁思成、林徽因一行来到大同，下午即开始调查测量华严寺，接着又对云冈、善化寺进行详细考察，17日后又往附近的应县木塔、恒山悬空寺调查。
再后来，梁、林又专门去了一次五台山，直到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他们才撤回北平。
因为有梁思成的到来，这些上千年的殿堂才首次有现代照相机、经纬仪等设备为其量身造影。
在纪念馆里我们看到了梁思成满面风尘爬在大梁上的情景，也看到了秀发披肩、系着一条大工作围裙的林徽因正双手叉腰，专注地仰望着一尊有她三倍之高的彩塑大佛，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工作。
幸亏抢在日本人占领之前，这次测量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
以后许多文物即毁在侵略者的炮火下。
抗战八年，他们到处流浪，丢钱丢物也不肯丢掉这批宝贵资料，终于在四川长江边一个叫李庄的小镇上完成了中国古建研究的重要成果。
也成就了梁、林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
写幸亏梁思成田野调查留下了资料，突出了当年调查的历史意义。
现在纪念馆的墙上和橱窗里还有梁、林当年为大同所绘的古建图，严格的尺寸、详尽的数据、漂亮的线条，还有石窟中那许多婀娜灵动的飞天。
真不知道当时在蛛网如织、蝙蝠横飞、积土盈寸的大殿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在简陋的旅舍里，他们是怎样完成这些开山之作的。
这些资料不只是为大同留下了记录，也为研究中国建筑艺术提供了依据。
描写古建图，想象当年调查时的条件，赞扬梁思成的贡献与毅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饱受战乱之苦又饱览古建之学的梁思成极为兴奋。
他想得很远，9月开国前夕，他即上书北平市长聂荣臻将军，说自己“对于整个北平建设及其对于今后数十百年影响之极度关心”
“人民的首都在开始建设时必须‘慎始’”
，要严格规划，不要“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
他头脑里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保存北京这座古城。
当时保护文物的概念已有，但是，把整座城完好保存，不破坏它的结构布局，不损失城墙、城楼、民居这些基本元素，这却是梁思成首次提出。
他曾经设想为完整保留北京古城，在其西边再另辟新城以应首都的工作和生活之需；他又设想在城墙上开辟遗址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
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
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
你看，他的论文和建议，也这样富有文采，可知其人是多么纯真浪漫，这就是民国一代学人的遗风。
现在我们在纪念馆里还可以看到他当年手绘的城头公园效果图。
但是他的这个思想太超前了，不但与新中国翻身后建设的狂热格格不入，就是当时比较发达、正亟待从战火中复苏的伦敦、莫斯科、华沙等都市也无法接受。
其时世界各国都在忙于清理战争垃圾，重建新城。
刚解放的北京竟清理出34.9万吨垃圾、61万吨大粪，人们恨不能将这座旧城一锹挖去，他的这些理想也就只能是停留在建议中和图纸上了。
建国后的十多年间，北京今天拆一座城楼，明天拆一段城墙。
每当他听到轰然倒塌的声响，或者锹镐拆墙的咔嚓声，他就痛苦得无处可逃。
他说拆一座门楼是挖他的心，拆一层城墙是剥他的皮。
诚如他在给聂荣臻的信里所言，他想的是“今后数十百年”
的事啊。
向来，知识分子的工作就不是处置现实，而是探寻规律，预示未来。
他们是先知先觉，先人之忧，先国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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