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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是在参加社会生产和具体的工人运动，但觉得许多事情弄不明白，自己不通，也无法指导运动，就宣布要退出具体事务，回到书房。
他在大英博物馆读书、写作，时间长了脚下的石板给蹭出了一条浅沟，就像少林寺石板上留下武僧的脚窝一样。
马克思写《资本论》，耗费了四十年的心血，为了写作，前后研究书籍达一千五百种。
读书造就了马克思，他成了一代伟人。
毛泽东爱读书。
毛泽东一生中可谓博览群书，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最艰苦的时期，战火烧到眉毛，缺衣少食，但毛泽东还读哲学、读军事，补上了这重要一课。
他听艾思奇讲哲学，恭恭敬敬地做笔记。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在油灯下写出了《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等名篇。
文章不是写给人看的而应是写给人背的
刚才有记者问我自己读书有什么体会，读书怎么改变人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原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的是档案专业，毕业之时，正赶上“文革”
后期，响应号召到祖国的北部去，我到内蒙古先当了一年的农民。
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一本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的书，这就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
那是我在拉风箱做饭的时候在灶上看到的，书的前后已经被扯下好几页。
陈望道是中国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早期曾经和陈独秀一起筹备中国共产党，帮陈独秀管经费，但陈独秀的脾气很不好，陈望道受不了，离开了陈独秀。
这一走两人各闯出一片天地。
陈独秀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望道则是中国系统研究修辞的第一人。
在这本书中他认为修辞有积极修辞、消极修辞。
积极修辞语言生动，比喻、形容很多，消极修辞语言比较平实，比如法律术语、各种教科书等。
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内容，但两大修辞分类的思想对我治学影响很大。
因为我长期以来既是记者又是作家，在接受杂志社的采访时，我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座巴颜喀拉山，是分水岭，一边是长江，一边是黄河；《修辞学发凡》它一边成就了我的新闻写作，一边成就了我的文学创作。
此外，还有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历代文选》，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后来我发现毛泽东也读这本书。
毛泽东晚年因为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很吃力，文件就让秘书给他念，而文学方面的书呢，他就找到当年这本书的编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的芦荻给他念。
毛泽东的记忆力很好，晚年的时候还记得当年看过的这本书的编者，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被撤销合并到北京大学去了，就从北京大学把她找来。
再我后来当记者的时候，《历代文选》这本书在我的采访包里背了多年，出差在招待所里有空我就背书中的名篇，这对我后来新闻语言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新闻语言应该向古文、电报学习，新闻语言应该求短求干净，古文因为最早要刻在竹简上很费劲，电报按字数收钱。
后来我写的《晋祠》，一千六百多字，能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这个理念很有关系，因为我写的时候就认定我的文章不是让人看的，而是让人背的。
这些工作和我当初学的档案专业已经相距十万八千里，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就是因为后来我的读书生活。
人不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就会遇到改变自己人生的书籍，只要你去读。
图书积累会影响一国国运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曾有过四次大的文化积累，实际上是四次大出书活动，对世界进程发生过大的影响。
这就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积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积累；十八世纪中叶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文化积累；十九世纪中叶在总结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后，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积累。
中国历史上也有几次大的文化积累。
第一次是汉初对先秦文化的整理。
这次积累，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产生了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积累型巨著，尤其是《史记》，它的思想、它褒贬的人物及它的文风，到今天还影响着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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