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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较长远的规划和近期目标，并力求实现，从而调动自己的潜力，这样就会觉得环境是非常容易适应的了。
取得广泛支持。
一个人只有在获得支持时，才能觉得自己不是孤立无援的。
而广交朋友，积极拓展人脉，得到大家的勉励和帮助，这是搞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方面。
当然，亲属同学之间原有关系的支持也是不可少的。
直面苦难不退缩
1989年3月26日，一个叫海子的青年诗人在河北省山海关卧轨自杀。
不到25岁的海子就像自己的诗所说的：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
海子一生，凭着辉煌的天才，奇迹般的创作力和敏锐的直觉，在极端贫困、单调的生活环境里创作了包括诗歌、小说、剧本等大量的文学作品。
海子曾获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大奖特别奖（1986）、第三届《十月》文学奖荣誉奖（1988）。
海子在他的诗《答复》中写道：“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
海子在《太阳王》中写道：“赤道／全身披满了大火／流淌在太阳的内部／太阳，被千万只饥饿的头颅抬向更高的地方／你或者尽快成长，成为我／或者属于我／隶属于我的光明／隶属于我的力量……赤道，全身披满了大火，流淌于我的内部。”
海子的《讯问》则写道：“在青麦地上跑着／雪和太阳的光芒／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一种愿望／一种善良／你无力偿还／你无力偿还／一颗放射光芒的星辰／在你头顶寂寞燃烧。”
太阳灼伤了海子的心，麦芒刺痛了海子的心。
海子就这样，在痛苦当中失去了活着的勇气。
从古至今，搞艺术的人，还有那些属于艺术型性格的人走向自杀的单子要开多长有多长。
即便除去那些备受外界打击与摧残、走投无路的文人，我们还是会发现艺术型人的自杀率是极高的。
自杀的人，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却没有活的勇气呢——记得当年，台湾省女作家三毛为开导一名有自杀倾向的高中生而写出这句话时，人们都为三毛的睿智与勇气叫好。
然而，不久之后，这位“有死的勇气”
的三毛，却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一只丝袜。
1991年1月，三毛也自杀了。
不必深讨海子与三毛的自杀原因，但万变不离其宗：感觉生之痛苦。
这种痛苦部分是不外加的，主要来自于个人内心的感觉。
而艺术型的人，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颗脆弱、敏感、透明的心，所以，其面对现实的痛苦指数总是比常人高得多。
美国人哈里特·萨诺夫·施基夫在《悲恸的父母》一书中，专门讲述了痛苦父母的情绪。
他的儿子在10岁时死于心脏病。
书中这样写道：“大概有两年的光景，每当我哭泣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儿子与我距离很近；而当我笑的时候，我则感觉到我正把他安置在一个舒适而安静的地方。”
施基夫最后说，痛苦的父母也应该有快乐的权利，并不是悲伤到达了极限的时候，死去的亲人才会离我们很近。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并不愿意减少对死去亲人的怀念之情，但是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苦已经受够了，该去享受生活之美，这是心理恢复的重要指标。
大部分的人还是会用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追求缓解自己悲恸的情绪。
通常我们在悲伤时，家里的亲友们往往会异常地亲近起来，也许这是因为我们担心日后亲友之间的往来会不再像现在这样感情融洽，害怕我们所爱的人会在我们心情渐渐好转时抛开我们所致。
从这时起，我们会觉得家庭与朋友对于我们的生活很重要，故而更容易地缓和我们的忧愁。
其实，欢乐也和忧愁一样，都可以很有意义地被分享。
活着是艰难的，生存是充满苦难的。
当一系列的苦难，有时甚至是永无休止的苦难，像无穷无尽的风一样袭向我们的生存之旅时，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能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这是人在面对活着、面对生命、面对存在时不得不思考也无法躲避的一个根本命题。
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命题的解答方式，决定着我们处理表面与内心、社会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很多有坚定、强烈的生命意志的人是属于非艺术型性格的人，他们的选择往往是不去回避苦难的，相反，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把苦难当作是生活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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