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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资本的购买和使用,劳动力才能与生产资料再度结合起来。
由于劳动力的使用不能与其物质载体相分离,资本家对劳动力商品的消费必须以对工人的人身支配为前提。
因此,工人所出售的实际上是一种与自然生命直接相关的特殊财产权,是在一段时间内使用其劳动能力的权力,即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
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成为一种实体性的物质力量,获得了对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进行统治与支配的权力。
由此,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自由时间,它体现的不再是“人的积极存在”
,而是来自资本的奴役和支配,人只有在劳动过程之外才有自由个性可言。
在这个意义上,雇佣劳动的本质,就是劳动时间的物化,就是过去的(客体的)劳动时间对现在和未来的(主体的)劳动时间的统治和支配,是量化的“死劳动”
对主体的“活劳动”
的吸纳。
雇佣劳动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了量化时间的统治地位,瓦解了传统社会模糊的、混沌的时间观。
“在现代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量的观点。”
①传统社会直接的人身依附性关系被现代社会间接的人的依附性关系所取代。
本应作为主体时间之对象化和确证的量化时间,不再是人类的“生命的尺度”
和“发展的空间”
,日益变成主体时间的异化形式和对立面。
“将时间切割成过去、现在和将来必然地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方式提供一个背景。
在现代社会,我们的大部分活动是用钟表准确的计时来调整的。”
②量化时间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对生命自身运动的自然节奏展开了新一轮的重构。
一切模糊不清的、不可计量的生命存在都被当作异质性的因素而被塑形、规训与控制,一切社会交往都被浸入斤斤计较的时间盘算之中。
时间被看作最重要的经济成本,资本主义也必然会以收益为尺度对时间进行精确的计算和管控。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实质上就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追求,而剩余劳动时间只能来自劳动者的活劳动时间。
这样的话,资本积累的实质也就是量化时间的积累。
如何将工人的活劳动时间最大限度地转变为量化时间,成为资本增殖的关键。
在这个意义上,“工作日”
这一概念便成为分析劳动时间物化的一个理论抓手。
马克思将“工作日”
看作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总和,是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的总和。
必要劳动时间构成的是对象化工作日,工资就是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化身;剩余劳动时间是资本未付酬而获得的工人劳动时间,剩余价值就是这种额外劳动时间的对象化。
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是最大限度地支配和占有工人的劳动时间,尤其是剩余劳动时间。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象化工作日支配更多的活工作日,这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资本创造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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