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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之物的空前丰裕和生命意义的极度空虚相反相成，资本权力的日益催逼与生命基质的腐化堕落并行不悖。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自由时间填充机制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权力逻辑和治理方式，一方面实现了工人发展自身社会需要的虚假诉求，并将这种诉求变成价值增殖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缓解了资本家生产过剩的压力，消解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去革命化。
这就意味着，填充机制作为侵占机制的补充，将资本与工人之间的零和博弈转变为历史性“和解”
，又以二者“和解”
的名义在广度和深度上强化他们相互间的对立，最终进一步巩固资本增殖逻辑以及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资本主义时间管控下，工人犹如一台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着，不仅在劳动时间内从事机械般的“死劳动”
，而且还在自由时间中享受着机械般的娱乐消遣，一切都依赖于资本逻辑的运作。
资本的文明是以工人的野蛮为代价的，工人自身发展的社会需要始终得不到满足。
资本为了得到驯服的劳动力，不惜钳制工人的生命基质。
自由时间，在工人那里，只是劳动时间的延伸和变形，只不过是资本统治权固有的世袭领地，其作为自由个性展现境域的原初含义被遮蔽住了。
随着资本对自由时间的侵占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加剧，工人日益沦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
，其个人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劳动时间长短的区别。
由此，工人的政治想象力日益变得贫瘠，再也无暇也无力去想象可能的生活方式。
工人自主性的日益萎缩，意味着资本统治权的愈发强大。
资本统治权不仅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监督工人有纪律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而且使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超出自身生活需要而从事更多的劳动。
与直接强制劳动的野蛮暴行相比，资本通过侵占和填充自由时间这一文明暴行，获得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资本主义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学揭露了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隐性暴力，理应作为当代生命政治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相比，马克思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学具有三个特性：第一，无论是福柯所揭示的监狱，还是阿甘本所分析的集中营，都是生命政治所发生的非典型性场所，而马克思所揭示的工厂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性场所；第二，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以整个人口为对象，侧重于对安全机制的分析，而马克思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生命控制；第三，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权力侧重于刑罚和法律，而时间管控则侧重于对人的生命基质的钳制。
一言以蔽之，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关注的是主权权力（政治权力）对生命的规训和管控，而马克思则关注的是资本权力（经济权力）的统治。
相对而言，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更具隐秘性。
我们不能无反思地把现代社会看作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统治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权力，资本统治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权力形式。
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
资本家对工人自由时间的侵占，将工人的政治主体性置于日益萎缩的匮乏境地，这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时间管控不仅钳制了劳动者的生命基质，而且消解其斗争意志，使革命主体性退化为驯顺主体性。
阿甘本指出，“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
①。
身体的双面性蕴含着人类解放的可能性。
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显性人身依附关系被废除了，但它又通过资本的支配权在资本家和工人的主体性之间被积极地塑造起来。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解放不仅仅是驯服利维坦的政治解放，而且是驯服资本统治权的人类解放。
从劳动时间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彻底瓦解资本主义的时间管控，把工人的劳动时间转变成真正的自由时间，一种体现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自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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