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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条道路最终导向一条“划界”
的思路，即对资本权加以严格的限制，划定资本权所能够行使的范围，从而使其不再具有对人类社会的全面的、无孔不入的统治权。
这一过程事实上与康德为理性划界的过程有着某种相似性，虽然资本的逻辑激发了人们最原始的渴望，即增殖的欲望，但资本权本身是理性的。
事实上，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指出的，理性化是西方社会的首要特点，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无止境的营利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
反之，资本主义恰倒可以等同于此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或至少是加以理性的调节”
①。
在这一点上，赫希曼的观点与韦伯类似。
在赫希曼看来，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欲望肆意扩展的时代，而这正是充斥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野蛮性的根源所在。
针对欲望，人类曾设想出三种解决思路，“一是压制和约束欲望，以加尔文和霍布斯为代表，认为国家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暴力手段来阻止欲望的最坏表现形式和最危险后果的出现。
二是驯化和利用欲望，这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认为国家或社会不仅是一个压制欲望的堡垒，而且是改革者以及教化的工具”
②。
而资本主义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制衡欲望，因为在实践中前两条道路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资本主义所选取的用以制衡欲望的工具就是利益，因为利益从根本上来说也源自欲望，但同时这种欲望是符合理性的，这就实现了欲望与理性的合流。
因此，驯服统治权，不是规训欲望，而是规训理性，在这一领域我们是有经验的。
后一条道路则涉及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在资本权的统治之下，人类社会不仅在运行方式上遵循着资本的逻辑，不断追求着资本的增殖，而且在更深的价值领域里，人类的终极价值也遭到了资本的侵扰。
从根本上来讲，人类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是根源于人类的形而上的本性的，而货币、资本等则只是为实现人的终极价值而服务的手段。
例如在阿奎那看来，获利这一目的本身虽然称不上神圣，但仅仅就获利本身而言，我们也不能称这一目的本身天生就是邪恶的，例如当人通过获利而养家糊口甚至通过获利接济穷人的时候，获利就成为一种好的行为。
因此，商业行为实际上只是手段，当它服务于善的目的的时候它就同样是善的，而当它不服务于善的目的的时候它就是罪恶的。
但在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权的笼罩之下，资本——曾经的实现终极目的的手段——僭越了终极目的的位置从而将自己设定为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
而这就导致了人们不再以终极之善为生活的最高追求，而是以资本的逻辑，以获利为生活的最高追求了。
因此，要想真正实现驯服资本权，就不能仅仅限制资本权的范围，而且要通过切实可行的方式弘扬属人的价值——终极之善，从而重新确立其在价值领域的终极地位，将资本重新确立为使人获得幸福的手段，而不是幸福本身。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诉诸相应的制度手段，引导资本权为人本身服务，从而协助完成价值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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