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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切实地依靠人工智能，稳妥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就成为当务之急。
今天，当人类期待并追求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之际，中国方案的实践探索必然要与人工智能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进行有机对接，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立提供一种真正的契机。
当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人工智能运演的模式鲜明地异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工智能的自我发展模式。
在资本文明形态中，人工智能自我发展的最终目的仅仅是资本积累和增殖，即便是在这一发展轨迹中，人类得到了某些所谓的幸福，但也只不过是资本积累和增殖过程中的附带结果，并非是其最终的目的。
如此这般的幸福，只能被称作是一种片面的、虚假的幸福，而非整全的、真正的幸福。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资本统治下人工智能的运演结果带给人们的焦虑总是大于人们所获得的幸福，这显然与人工智能发展的初衷相违背。
所以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
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
①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所创立的先进生产模式必然要求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理念对其进行保驾护航，只有在这样的逻辑自觉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人的存在方式，才能真正突破典型资本主义体制下所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局面。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人工智能时代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Williams）呼吁：“必须提出社会技术的领导权：既是观念领域的领导，也是物质平台上的领导。
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体现了社会物质的超越性：它们让行动、关系、权力的设置成为可能。”
②这成为驯服资本逻辑从而利用资本逻辑的关键所在。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恰恰保障人工智能时代新的文明形态的发展，避免使其再次陷入资本贪婪的魔爪之中，更好地实现人工智能的更大发展，进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存在方式的既有困境，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在原则尺度上可以依次界定为生产力的变革（使人与自然关系得到和解）、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人与人的关系得到和谐发展）、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使自由个性得到本真展现）。
那么，这三个具有原则性尺度的变革依据所能够得到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就表现为中国方案贡献的制度优势与人工智能统领的科技革命的良性对接。
正是二者的对接与融合使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三个原则性尺度得到了实现其存在的现实空间。
奈格里与哈特在他们的《大同世界》中，正是立足于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提出了“非物质劳动”
的生产范式，并由此坦言“非物质劳动”
的出现让他们窥探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
在他们二人看来，“非物质劳动”
生产的产品，诸如情感、道德、信息、符码、社会协作等，也可以被称作生命政治的产品。
因为这些产品形式正是立足于生命本身所创生出来的结果，尤其是情感、道德与社会协作的生产，它们很容易被全社会所共享，但却不能被资本所剥夺，否则，新一轮的“非物质劳动”
财富的增长就会变得困难。
“当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它必须成为共同的财富，将来的科学生产可以将其作为起点。
生命政治生产必须以这种方式确立一种良性循环，从已有的共同性走向新的共同性，从而成为扩大生产的基础。
然而，对共同性的分化和占有不可避免地要破坏这个良性循环，这让资本日益成为生命政治生产的障碍。”
①不过，在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内，奈格里与哈特的这种设想无疑会落空，资本绝不会放弃每一次获取财富的机会，这让资本总是能渗入共同性财富的生产过程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非物质劳动”
的生产范式，在其根源上仍然是隶属于资本文明形态的生产范式，它没有办法也没有可能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
相反，只有在中国方案的实践探索中，奈格里与哈特在《大同世界》中所设想的“非物质劳动”
生产的财富，才能够避免资本对其所进行的无情掠夺。
因此，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必须变革生产力，使人与自然关系达成全面和解；必须变革生产关系，使人与人的关系获得全面发展；必须变革人的存在方式，使自由个性得到本真展现。
这构成了当今时代关乎人类安身立命的重大事件，而反映时代性的主题，关注人类性的内容，是哲学的理论自觉。
哲学理应对此做出原则上的把握，从而更好地引领和塑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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