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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活工作日，资本盲目延长劳动时间，不惜突破工作日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
在法定工作日长度的条件下，资本则致力于变革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达到减少必要工作时间的目的。
在严密的“工艺学”
管理下，劳动时间被高度量化，从而达到精确管控的目标。
“时间”
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重要的角力场。
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管控不仅是一种协调人们生产活动的工具，而且具有一种支配和管控生产活动的隐性暴力特征。
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原本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活劳动时间更是直接被量化和物化为丧失了主体能动性的彻底的死劳动时间。
在马克思看来，自动机器体系是适合资本主义的生产工具，它使工人劳动“去技能化”
，从根本上瓦解了工人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使最大限度地物化工人的活劳动时间成为可能。
“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
①作为“死劳动”
的机器体系以其包含的一般智能代替了工人的主体地位，工人只能作为机器体系的“人手”
而成为生产过程的旁观者。
机器的生产节奏规划和控制了工人的生活节奏，使之陷入一种永不停息但又毫无自主性的运动之中。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已经不再表现为工人作为劳动主体的生产，而是一种资本宰制下的机器作为劳动主体的机械化生产。
因此，工人的所有劳动时间也不再是一种活劳动时间，而是直接被物化为一种死劳动时间。
在技术的不断催逼下，量化时间逐渐异化为脱离人类社会的具有自主性的客体结构。
这一结构不再受制于人的目的性诉求，不再表征任何意义的确定性，而仅仅表现为自我永不停息的运转。
在这种量化时间的客体结构中，作为原子化的差异性个体，大众及其集合实际上是技术集聚的产物，他们既不是社会，也不是人民，而是丧失了主体性和创构性的“**生命”
。
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大众是纯粹的客体，已经从主体的地平线上消失，已经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
②。
在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体系向智能化的飞跃重新使工人劳动“再技能化”
。
但这并没有恢复工人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相反，它将处于工厂之外的非劳动时间也变成了资本吸纳的对象。
因此，劳动时间的物化直接体现为一种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维系和巩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
它构成了资本主义时间管控的直接形式和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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