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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举动对胡雪岩无疑是致命一击，如果洋商真的从别的省份收到足够的生丝，哪怕只够维持一个月的生产，对胡雪岩来说，也是不敢想像其后果的，自己不能加工，收购生丝又占用大量资金，而且生丝也不宜久放，否则质量会变坏，这一切把胡大老板的头快搅昏了。
好个胡雪岩，临到关键时候，仍然能够定气神闲，他马上乘船，赶往上海。
上海是洋商们的聚集地，这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商行，包括林林总总的丝行，运往国外的生丝全都从这里装上船。
洋人们在中国的丝绸生意，是通过他们的经纪人来展开的，洋人出资，雇用一些精明能干的中国商人，由他们把生丝收到上海，然后再给他们一笔佣金，与洋人的大额利益相比，这些中国经纪人的佣金少得可怜，然而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不能够平等地同洋人们讨价还价。
胡雪岩到了上海之后，首先拜访了上海名宿陈正心。
陈国学深厚、家财万贯，而且为人豪放，善济人之难，有“小宋江”
之称，在上海颇有影响。
胡雪岩通过陈正心广发请帖，召集上海各丝行老板，并不让胡雪岩出面，而是就浙江胡雪岩的做法征询众商行老板的意思。
一石击起千层浪，各商行老板抱怨个不停，埋怨洋人贪得无厌，而恨上海没有胡雪岩似的人物，后来便有人提议由陈正心出来领导大家一块对付洋人。
只要大家一条心，联合起来，把生丝压一段时间，洋人们的厂没米下锅，那么生丝的价肯定会上去。
几天过后，上海的丝行老板一致要求洋人提价，他们对洋人道，胡雪岩已经答应出高价收购他们的生丝。
洋人这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还私下想分化拉拢，对某些商行许诺以高价，然而却遭到拒绝。
那些商行的老板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私下把丝卖给洋商，他们会受到同行的谴责，而且背上卖国的恶名，也会得罪上海的陈正心，他在上海可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
洋商们知道事情除了同胡雪岩当面谈之外，其他方法都是行不通的。
加之国内生产厂家的告急电报雪片般的飞来，使他们不得不给胡雪岩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
胡雪岩知道，既然目的不外乎一个“钱”
字，那么商人就应该合理竞争。
西方列强，他们的政府是支持商人的，别人提倡商富则国富，而在中国，政府重视的是农业，对商人则大肆征税，结果商业的发展困难重重，也影响到政府的收入。
但政府并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传统的儒家思想以言商为耻，纵然官吏们上任后主要的任务不是守土安民，而是刮地皮，但他们在表面总是视钱财如粪土。
显然，要想让清政府主动改变轻视商业的做法是不可能的，因此，商人们应自己联合起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商业势力，改变以前只是分散的个体，同洋人们个别打交道的做法，凭个别的商贸行为既无法影响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也是处于劣势的。
很快，胡雪岩的策略就收到效果了，洋人在中国的生意总是乐意同胡雪岩联系。
他们在对清朝政府的文件中，总是时常提及胡雪岩这个人，从而也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引起清朝的一些高官的注意。
在晚清，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在振兴洋务方面都很有建树。
曾国藩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购买了西方大量的军火，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在这场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也影响到这些人的思维。
在战争的后期，这些中兴大臣开始在行动上有了大改变，他们派出人员去西方学习，要求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当然，他们身为朝廷的高官，是不会亲自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他们希望通过一些中间力量来实行他们的主张。
在晚清三大重臣之中，胡氏的命运与左宗棠联系最为密切。
甚至可以说，左宗棠晚年最骄人的事迹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
与胡雪岩关系密切的左宗棠在道光末年就读过魏源所著，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治理、宗教和科技的《海国图志》，对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推崇备至。
在以后的仕宦生涯中，他了解到泰西弃虚务实、制作精妙，就更加迫切地希望把魏源的主张付诸实践，他曾呼吁：“中土智慧岂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
……竟十年以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
透露出学习西方、自强御侮的热望。
办洋务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之举，急需谙通洋务事业的人才，左宗棠少不得又要借重以帮助他镇压太平军起家、与洋人有来往而又办事精干的胡雪岩了。
胡雪岩帮助左宗棠创办的洋务事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比1867年（同治六年）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造船所还早一年，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造船企业，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船舶修造厂。
虽然与外国相比，在造船技术上还存在很大的距离，但它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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