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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年秋天，朝廷上又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
大学士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书”
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
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这使得万历大为不安。
皇帝当时虽然已经15岁，但是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元辅的不可缺少的襄助。
再说过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离职的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情”
而不丁忧守制，也不是没有先例。
于是皇帝在和两位皇太后商量之后，决定照此先例慰留张先生。
在大伴冯保的协助之下，皇帝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先生在职居丧。
张居正出于孝思，继续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但都没有被批准。
最后一次的批示上，皇帝还说明慰留张先生是出于太后的懿旨。
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1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奏章或者朱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种廊房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然而官员们的反映并不全如理想。
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
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苍生赤子。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
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
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
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并未与闻的情况下，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到张居正的私邪向他当面提出劝告，想让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忧。
他们还认为，即使为张居正个人的前途着想，他也应当同意大家的意见居丧27个月，以挽回官员们对他失去的信心。
但是劝说不得结果。
张居正告诉他们是皇帝的圣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们要强迫本人离职，莫非是为了想加害于本人？
吏部尚书张瀚，一向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
他在张居正的破格提拔下身居要职，在任内也惟有文渊阁的指示是听。
当他参加了这次私邪劝告以后，他就立即被人参奏，参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辅的这次冲突，而是假借别的小事迫使他下台。
这一参奏引起了官员们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朝廷的纠察官员即11名监察御史和52名给事中，都属于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
官员们的愤怒使他们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他们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
严格地说来，翰林编修上本是一种越职权的行为，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
但是他们熟读孔孟之书，研究历史兴亡之道，面对这种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如果不力加诤谏而听之任之，必然会影响到本朝的安危。
而且，本朝历史上集体上书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职位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后接踵而来的奏章，辞句也会越来越激烈。
皇帝因此震怒，当然会处分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级官员会感到这是公意之所在，就要请求皇帝的宥免，同时又不得不对问题表公正的意见。
这样就迫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场争端，即使抗议失败，鼓动舆论，扬士气，揭纠举的目的已经达到。
哪怕有少数人由此牺牲，也可以因为坚持了正义而流芳百世。
纠举张居正的事件按照这一程序开始。
最先由两名翰林以平静的语调在奏章中提出：因为父丧而带来的悲痛，使张居正的思想已不能如以前的绵密。
强迫他夺情留任，既有背于人子的天性，国家大事也很难期望再能像从前那样处理得有条不紊，所以不如准许他回籍丁忧，庶几公私两便。
在两名翰林之后，接着有两个刑部官员以激烈的语气上书，内称张居正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置父母之恩于个人名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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