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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
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
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当初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身为辅，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不分高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国本”
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子的阴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
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展的。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
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
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
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
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
这不必等到162年万历的灵枢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时行说的“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
，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当日的申时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舆论，此后的影响则更为微弱。
皇位的继承问题生在他担任辅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这紧张的几个年头之内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做了文渊阁的脑。
1591年申时行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对他已经丧失了同情。
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年。
这一年之初，皇长子常洛只有足岁七岁半，但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他已经9岁。
这时他还没有出阁讲学，给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担心他长大以后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
但是出阁讲学，他又必须具有太子的名义，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问题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个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促使万历册立常洛为太子。
于是，以申时行为的四个大学士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他们无法向百官交代。
皇帝当然也不能接受他们的辞呈，因为他们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这个当其冲的职位。
于是皇帝宣布，他无意于废长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挟。
他说，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打扰他，他可以在1592年立常洛为太子。
如果再有人以此纠缠，立储就要延后。
在这一妥协的条件下，各位大学士才回到文渊阁继续办公。
在这一年里，群臣遵照万历的意见不再以立储相催促，但却都感到了气氛的沉重。
也有很多人怀疑申时行已经为皇帝所利诱，而在运用他的声望引导京官，使他们拥护常洵。
1591年春天，万历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是文官的最高职衔，即使是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才得到了这样的荣誉。
申时行坚决辞谢，万历又提议赐给申时行以伯爵的俸禄，这也是没有前例的。
申时行又一次极其惶恐地声称他没有功德可以接受这样的恩赐。
以上的提议虽然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已经使申时行感到窘迫。
这种特殊的宠信使别人因羡生妒，给他执行皇帝和百官的联络职务增添了困难。
申时行纵然以长厚著称，但官员们决不会愿意这个位极人臣的辅再立下拥立太子的新功。
就在这时候，他又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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