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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键的时刻，这本神奇的佛经通过他不知道的渠道被进献上来，只意味着一件事，他的对手们已经在行动了。
张居正手捧着这本佛经，眼神已经失去了焦距，他似乎看到了眼前生出了千丈高的荆棘丛，遮天蔽日；脚下则变成了万丈深的深海，幽深诡异，他甚至看到了未来在烈火中燃烧的大明王朝。
他看向冯保，冯保眼观鼻鼻观心，不与他对视。
张居正回过神来，他捋了捋胡子，谨慎的开口道：“陛下，此物绝非凡物，不知是从何处得来，又是谁献给陛下的？”
万历便解释说这本《心经》是佛教的原典，一位贤儒从浙江收集而来，献给了母后。
张居正明白了，他直到万历帝正等着他问是谁找到了如此宝物，在强烈的危机感的催使下，张居正的头脑风暴开始爆发。
君臣之间沉默了十秒钟不到，张居正开口询问：“此贤儒是何许人？”
万历帝答道：“是王世贞先生。”
张居正了然，对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有了大概的把握。
随后，万历帝将一本红批奏折拿了出来，冯保赶紧低头接过，传给了张居正，张居正站起身，缓慢而又厚重的躬身向前，伸出正在蜕皮的斑驳双手接过奏折，这封奏折正是王世贞写的《心经奏疏》。
这是一本密疏，直接呈到李太后手中，密疏不经过内阁，如果李太后判断这本密疏可以给内阁，便公开为奏折。
在万历朝，党争就是通过密疏来进行的，争国本，三王并封，福王之国，楚宗案，科场案，续妖书案，直到红丸、移宫、梃击三大案，包括后面的东林党与浙党齐党等之间的斗争，全都是通过密疏来进行的，双方均使用密疏给皇帝这个第一权力人递小纸条打击对手。
现在将这本张居正没看过的密疏交给他看，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张居正，这是一本攻击你的密疏，你看看吧，写奏章的是刚刚立了大功的王世贞。
王世贞在这封折子里面开门见山的歌颂了万历朝鼎盛朝运，说在浙江出土了一本佛教经书原典，我王世贞自觉这是一件大事，立马收了上来呈给皇上，王世贞在密疏中分析了佛教原典在浙江出土代表的意义，甚至还考据了一番佛教发源于华夏的可能性，在密疏的最后，王世贞却话锋一转，说朝廷中有位重臣“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伤备，以阴谋险伏为虞”
，暗指张居正是大明文化与经济复兴的阻碍，还影射他专权乱政，意图不轨！
张居正看完这封密疏之后，总算是明白了万历帝，或者是李太后想传达给自己的意思。
如果想要了解张居正目前的境遇，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目前明朝的政治情况。
目前朝中三大权力人物形成的三角平衡已经有所松动，万历登基之时，朝中表面上最有希望成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是高拱，高拱是明穆宗，也就是万历他爹驾崩时钦点的托孤对象，是张居正的前任，奈何高拱在权力斗争上还是比不上张居正+冯保的组合，高拱此时身上叠满了buff，打压了徐阶（此时高拱眼中的第一对手徐阶早已经退休回家了），位居内阁首辅，明穆宗死前拉着他手说“以天下累先生”
的托孤对象，在如此之多的有利条件下，高拱对于自己执掌万历朝最高权柄信心满满，然而攥着一手好牌的他没弄懂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刚刚诞生的万历朝里面，谁是敌人，谁是盟友。
万历登基的时候年仅十岁，上到高拱下到百姓，谁都知道万历这时候还在“学做皇帝”
的阶段，真正说了算的是李太后，高拱这时候还忙着打压太监冯保，寄希望于老朱家完全的依靠内阁，依靠自己，但皇家是不可能完全信任文官团体的，皇家和文臣中间永远隔着由太监团体组成的司礼监，华夏的帝王体系中，太监团体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也就同时存在太监团体干涉权力结构，分享皇家权力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不能被制度改革、思想进步、改朝换代所影响的。
当然，有人就提出了异议，自从宦官出现以来，确实不断的出现宦官专政的情况，但是清朝也有宦官体系，为什么没有出现宦官专政？
清朝的太监势力是极其弱小的，这不就意味着清朝采取了某种措施，限制了宦官专政吗？
实际上不是，其实华夏帝制从来都是三元对立的，清朝之前是皇权vs文官vs宦官的结构，皇权主导，并且使用宦官制衡文官，而清朝则有了另一股势力，清朝的三元结构是皇权vs满族贵族vs文官，满族贵族取代了宦官的地位，因此本质上是一样的。
世界上现存的每一种政体都无法避免一个问题——权力下放与权力斗争，这两者是因果关系，因为存在权力下放，所以一定存在权力斗争，权力下放是不可避免的，再强大的中央也无法在当年的生产力条件下（这里的生产力条件表现在通信、交通、物流、信息处理工具等等几个方面，那个时代的中央没有现代通讯手段，无法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一步集权，如果想完成行之有效的统治，必须把权力下放给文官和地方官员，这就导致，在野文官团体开始形成在野政治势力，比如明朝末期很具有代表性的东林党，皇权不能忍受文官团体政治势力无限膨胀，所以必须引入宦官势力以达成制衡。
再插一句，其实陈肇兴办学堂完全可以不用请例如刘元卿这样的大学者，他自己凭借白莲圣子的威望，办学在白莲领地内是水到渠成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请一下刘元卿，甚至仅仅是让刘元卿指派个书院先生应付一下也好？
这就涉及到在明代，书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在现代人看来，书院，不就是学校嘛，学校的功能就是教书育人，哪有什么复杂的？
但是明代可不一样，书院，一方面确实行使学校的功能，另一方面，书院是在野政治势力的主要活动场所，甚至可以说，书院就是在野政治势力的象征，是知识分子聚集，议论朝政，拉帮结派，发表政治见解，影响朝政的场所。
后世久负盛名的在野势力东林党，主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就是东林书院。
而以刘元卿为首的复礼书院，就是当今王阳明学派的重要阵地，如果能获得刘元卿的办学支持，这意味着陈肇所办的学院地区，获得了某种自治性的可能。
明代的历代帝王对学院的态度很复杂，也很微妙，一方面来说，帝王希望书院能够帮助朝廷培养更多知书达理、贤明正值的文人，而且书院的自治性很强，不花朝廷的一分一毛，充分发挥其治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帝王又不希望书院形成在野政治势力，这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定，帝王非常清楚，一旦学院的名气大了，学院的威望会直接盖过地方官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像刘元卿这种级别的，地方官别说拿他怎么样了，连刘元卿的一根屁股毛都摸不到，这样一位桃李遍天下的大文人，谁知道他朝中有多少同乡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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