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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系统则体现了务实的过渡性思路：它配备了改进型的高效低压蒸汽机，驱动两侧巨大的明轮（作为更先进但技术尚未完全成熟的螺旋桨大规模应用前的可靠选择），同时保留了全套传统帆装。
这使得“探索号”
在无风或逆风时能依靠蒸汽动力稳定航行，顺风时则可张满风帆节省燃料，兼具了可靠性与远洋适应性。
其载货量高达八百吨，远超传统福船，而且得益于更流线型的设计和混合动力，平均航速更快，在惊涛骇浪中的适航性也显著提升。
“探索号”
的首个任务，被赋予了超越单纯经济或军事目的的深远意义。
它不会被立刻投入紧张的移民运输或战舰护航，而是奉命搭载一个特殊的代表团：以张骞为首的、己完成对欧初步外交使命的外交使团核心成员，以及他们招募的十几位对东方文明充满兴趣的西洋学者（涵盖数学、天文、博物学等领域），还有部分经过严格选拔、渴望见识更广阔世界的格物院优秀学子。
船上满载的，除了使团携回的欧洲书籍、地图、科学仪器外，还有大量代表大明科技与文化成就的礼品和展品。
它的使命是沿着来路返航欧洲，沿途进行系统的海洋水文测量、气候记录和海图精确测绘，并最终将这批学者安全送达，同时开启双向的学术交流。
这标志着大明王朝的对外交流模式，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从郑成功舰队展现的军事威慑和张骞前期进行的外交斡旋，开始迈入了主动输出文化、进行系统性科学知识交流的新阶段。
帝国的视野，正从海岸线投向更深邃的海洋与未知的彼岸。
张骞归程与牛顿东渡
当“探索号”
历经数月的风浪，再次出现在泰晤士河口时，它在伦敦和欧洲大陆引起的轰动，与当年郑成功的无敌舰队截然不同。
少了些许武力带来的恐惧与压迫，多了几分对遥远文明的惊奇与探究。
张骞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在伦敦和巴黎租赁了合适的场馆，举办了小型的、却极具格调的“大明格物成就展”
。
展览不仅陈列了欧洲贵族阶层早己趋之若鹜的精美瓷器和华丽丝绸，更重点展示了来自东方的科学仪器：结构复杂、精度极高的青铜象限仪、简仪模型，利用水力或重力驱动、报时精准且带有精巧人偶表演的自鸣钟复制品，以及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套精心挑选、翻译成拉丁文的《天工开物》图册节选，里面详细描绘了播种机、水利鼓风机、缫丝车、大型海船建造等农业、手工业机械的构造原理。
这些实物和图解，展现了一个超越欧洲人传统印象中“神秘富饶”
的东方帝国，而是一个在实用科学和工艺技术领域拥有深厚积累和系统知识的文明国度。
展览在欧洲的知识界，特别是在那些不满于经院哲学束缚、渴望新知的学者和自然哲学家中间，引发了极大的兴趣和讨论。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来自东方的智慧或许能提供不同的思维角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发生在一所略显沉寂的学院——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张骞在访问剑桥时，经人引荐，结识了一位名叫艾萨克·牛顿的年轻学者。
此时的牛顿，虽然才华初露，但在论资排辈的剑桥并不十分得志，他的某些奇思妙想（比如关于光与色的理论）甚至被视为异端。
张骞与牛顿进行了几次深入的交谈，尽管需要翻译且涉及大量专业术语，但张骞敏锐地察觉到这位年轻人思想中蕴含的非凡潜力。
他向牛顿描绘了大明格物院崇尚实证、鼓励探索的氛围，以及皇帝对“实学”
的重视，并代表大明皇帝发出了极其优厚的聘请：邀请牛顿前往大明，担任格物院的客座教授，享有充足的研究经费和极高的礼遇。
牛顿正处于个人研究的瓶颈期和对英国学术环境感到压抑的苦闷中。
他对遥远的东方文明本就充满好奇，张骞的描述为他打开了一扇充满诱惑的新大门。
在一个似乎更重视实用科学、或许能让他摆脱束缚、自由探索自然奥秘的国度继续他的光学和数学研究，这个前景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牛顿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个人命运、也可能影响科学史进程的决定：接受聘请，随“探索号”
前往大明。
于是，当“探索号”
满载着欧洲的书籍、仪器、物种标本，以及张骞外交活动换来的条约文本和珍贵情报，启程返航时，它的乘客名单上，多了一位沉默寡言、却目光深邃的年轻英国学者。
张骞此行，不仅圆满完成了巩固外交联系、收集西方情报的使命，更带回了一位即将影响世界的科学巨匠，以及大明与欧洲在知识层面进行深度交流的无限可能。
东西方文明的思想河流，即将因为这次意外的交汇，而掀起怎样的波澜，无人能够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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