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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年会试绍楏可以应试，因佩荪此年春间，亦已在北京请于四库馆校书自效。
佩荪虽卒于四十九年九月，而会试之期在春季，故绍楏可以应试，但已应试而未中式耳。
四十五年四十六年两次会试，绍楏皆可应试，此两年其父佩荪适任外官，不在京师。
长生当随侍其翁姑于外省任所。
故长生寄外诗中所谓「看花人又阻春闱」，及「莫道闺中儿女小，灯前也解忆长安」等语，即指此两次，绍楏虽在京，而以回避不能应试言。
自四十七年后，佩荪绍楏父子已同在京师，长生断无他往之理。
然则织素图之绘成，必在四十七年以后，至五十四年秋间戴佩荃逝世以前。
以佩荃卒年仅二十三岁之一点推测，虽天才如佩荃，恐亦不能作此图太早，大约此图绘画之时间，距佩荃逝世前不甚久，即距乾隆五十四年秋季以前不远也。
长生之父玉敦与戴佩荃之翁佑，同为杭州人，同举乾隆十五年庚午乡试，佑之八股文复为长生祖句山所称赏。
（见紫竹山房集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十五年庚午条。
）佩荃之父璐与长生之夫绍楏又同为湖州人。
当此时两家在京，往还必颇亲密，观戴璐吴兴诗话壹贰述及长生夫妇，可以推见。
否则佩荃无由作织素图次韵诗也。
则端生之父玉敦，在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四年间，曾任职云南。
随园诗话补遗叁载陈长生「闻家大人旋里」云：「去郡定多遮道吏，还山已是杖乡人。
」即玉敦解任归杭州时所作，大约在乾隆五十二三年，长生寓京师时也。
颇疑端生亦曾随父往云南，佩荃诗所谓「西南渐有声」者，即指是言，而佩荃题诗之时间，亦当在玉敦任职云南之时，复可推知矣。
然则端生所谓「浙江一省徧相传」者，意谓十六卷本之再生缘，浙江省已徧传，而云南则尚未之知也。
寅恪更进一步怀疑佩荃诗所谓「七襄取次报章成」者，即指端生在云南所续之第壹柒卷再生缘而言。
盖再生缘前十六卷「浙江一省徧相传」，则佩荃必早已见及。
佩荃与长生交亲往还，当又在长生处获见端生续写第壹柒卷，故诗中遂及之耶？其所谓「女手掺掺劳永夜」者，疑指端生自述其撰前十六卷时，「向阳为趁三年日，入夜频挑一盏灯」。
（见再生缘第壹柒卷第陆捌回末节。
）写作甚勤，入夜不息。
此佩荃读第壹柒卷末节，已可知之，或又从长生处得悉其姐往日撰着之勤，因并有「劳永夜」之语欤？至于端生续写再生缘第壹柒卷在甲辰年，即乾隆四十九年。
此年端生居浙江抑寓云南，虽不能确言，鄙意此年端生似已随父玉敦赴云南，其所谓「白芍送腊」「红梅迎春」等句，若「白芍」取譬「白雪」，与「红梅」为切当之对句，则亦不过词人形容节物惯用之语，未必与当地真实气候相符合。
（可参下文论再生缘开始写作年月节中「岁暮」之语。
）但寅恪曾游云南，见旧历腊尽春回之际，百花齐放，颇呈奇观。
或者，端生之语实与云南之节物相符应，亦未可知也。
兹姑着此妄说，更待他日详考。
假定陈端生于戴佩荃作织素图次韵诗时尚生存者，则至何年始不在人间耶？此答案可以陈玉敦不肯以其父兆仑之诗文集出示他人之事，及兆仑之孙玉万之子桂生请序家集于王昶（即玉敦不肯出示之人。
）之年，两点推求之，虽不能中，亦不甚相远也。
王昶春融堂集叁捌有陈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一篇，其文虽不着年月，但下有朱吉人春桥草堂诗集序一篇，略云：「余以乾隆庚午（十五年。
）识君于吴企晋璜川书屋，文酒之会最密。
呜乎！
自与吉人定交，迄今四十余年，同游诸君少长不一，皆莫有在者。
」则自乾隆十五年下推四十余年，当为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即作春桥草堂诗集序之年。
紫竹山房集序排列相连，当是同时或相距至近之时间所作也。
今取春融堂集所载紫竹山房集之序文，与陈桂生所刊紫竹山房集首所载兰泉之序文，互相比较，发现颇有不同及删削之处。
兹节录陈氏所刊紫竹山房集首之王序，并附注春融堂本此序之文于下，而略其不关重要者，读者若察两本序文之同异，即知其中必有待发之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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