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猷对曰：“殷道尊尊，周道亲亲，今朝廷既尊《周礼》，无容辄违此义。”
护曰：“天下事大，毕公冲幼耳。”
猷曰：“昔周公辅成王以朝诸侯，况明公亲贤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为不负顾托。”
事虽不行。
当时称其守正。
寅恪案：周明帝世距始依《周礼》创建制度之时至近，即已改天王之号，遵秦汉称皇帝，盖民间习于皇帝之尊称已久，忽闻天王之名，诚如崔猷所言“不足以威天下”
，即不足以维持尊严之意，故不得不先改革之也。
又宇文护不依《周礼》立子，而依殷礼立弟，亦不效周公辅成王者，所以适合当时现实之利害也。
夫《周礼》原是文饰之具，故可不拘，宇文泰已如是，更何论宇文护乎？
《周书》二三《苏绰传》（《北史》六三《苏绰传》同）略云：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太子欲革其弊。
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
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通鉴》一五九《梁纪中》“大同十一年（即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庙”
条，胡《注》云：
宇文泰令苏绰仿《周书》作《大诰》，其文尚在，使当时文章皆依此体，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
《周书》二二《柳庆传》（《北史》六四《柳虬传》附庆传同）略云：
〔大统〕十年除尚书都兵郎中如故，并领记室。
时北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草表陈贺，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
相公（宇文泰）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
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
寅恪案：苏绰作《大诰》在大统十一年。
《周书》二《文帝纪》（《北史》九《魏本纪》同）载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飨群臣，太祖（宇文泰）因柳虬之责难，令太常卢辩作诰谕公卿，其文体固无异苏绰所作之《大诰》，但一检《周书》四《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后之诏书，其体己渐同晋后之文，无复苏绰所仿《周诰》之形似，可知此种矫枉过正之伪体，一传之后，周室君臣即已不复遵用也。
若更检《周书》，则见《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前一岁九月丁未帝幸同州故宅，赋诗曰：
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
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
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
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
则竟是南朝后期文士、北周羁旅累臣如庾义城、王石泉之语，此岂宇文泰、苏绰创造《大诰》文体时所及料者哉！
又近日论文者有以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乃远承北朝苏绰摹仿古体之遗风者，鄙意其说甚与事实不合。
盖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由于天宝乱后居留南方之文士对于当时政教之反动及民间俗体文之熏习，取古文之体，以试作小说，而卒底于成功者。
此意尝于《论韩愈与唐代小说之关系》一文（见《哈佛亚细亚学报》第一期）中略发之，以其与本书无涉，故不多及也。
兹所举一二例已可证宇文泰摹古之制，身没未久，其子孙已不能遵用，而复返于汉魏，渐与山东、江左混同，至隋氏继其遗业，遂明显不疑，一扫而几尽去之。
盖《周礼》本其一时权宜文饰之过渡工具，而非其基本霸业永久实质之所在。
此点固当于《兵制》章详论之，然就职官一端，亦阐明此意，而知宇文所摹仿之周制其实质究为如何也。
所谓周礼者乃托附于封建之制度也，其最要在行封国制，而不用郡县制，又其军队必略依《周礼·夏官大司马》之文即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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