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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据《周书》《北史》“卢辩传”
所载不改从《周礼》而仍袭汉魏之官职，大抵为地方政府及领兵之武职，是宇文之依《周官》改制，大致亦仅限于中央政府之文官而已。
其地方政府既仍袭用郡县制，封爵只为虚名，而不畀以土地人民政事，军事则用府兵番卫制，集大权于中央，其受封藩国者，何尝得具《周官》所谓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设置乎？
又《周书》二三《苏绰传》（《北史》六三《苏绰传》同）略云：
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
其四擢贤良曰：“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
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
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
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公卿之冑乎？”
寅恪案：北朝自魏孝文以来，极力摹仿南朝崇尚门第之制（见《魏书》六〇、《北史》四〇《韩麒麟传》附显宗传），而苏绰实亦即宇文泰不尚门资之论，其在当时诚为政治上一大反动。
夫州郡僚吏之尚门资犹以为非，则其不能亦不欲实行成周封建之制，以分散其所获之政权，其事甚明，此宇文所以虽效《周礼》以建官，而地方政治仍用郡县之制，绝无成周封建之形似也。
又考《晋书》三九《荀勖传》略云：
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勖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兰台宜省付三府，然施行历代，世之所习，是以久抱愚怀，而不敢言。
然则汉魏以来中央政府职官重复，识者虽心知其非，只以世之所习而不敢言，宇文之改革摹仿《周礼》托体甚高，实则仅实行其近代识者改革中央政府官制之议，而加以扩大，并改易其名，以符周制耳。
宇文创建《周官》之实质及其限度如此，论史者不可不正确认识者也。
前所谓第二事即《唐六典》之性质，兹略加阐明。
关于此书之施行问题，《四库全书》七九史部职官类《〈唐六典〉提要》已有正确之论断，近日本西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七册内藤乾吉氏复于其所著《就〈唐六典〉施用》一文详为引申，故《六典》一书在唐代施行之问题已大体解决，不必别更讨论。
但寅恪此书主旨在说明唐代官制近承杨隋，远祖（北）魏、（北）齐而祧北周者，与《周官》绝无干涉，此事本甚易知，然世仍有惑于《六典》之形式，不明了其成书之原委，而生误会，遂谓其得《周官》遗意者，则与寅恪所持之说不合，因不得不略举史实，以为证明。
虽所举材料不出四库馆臣所引之范围，但彼等所讨论者为《六典》施行与否之间题，寅恪所考辨者为唐代官制渊源系统之问题，主旨既别，材料即同，不妨引用也。
刘肃《大唐新语》九《著述类》（参《新唐书》五八《艺文志（史部）职官类》“六典”
（三十卷）注文及一三二《韦述传》，又程大昌《考古编》九“六典”
条）云：
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
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惟《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
说又令学士毋婴（煚）等检前史职官，以今（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
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僚陈贺，迄今行之。
陈振孙《书录解题》六《职官类》“唐六典（三〇卷）”
（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七《职官类》“唐六典”
条）云：
题御撰，李林甫等奉敕注。
按：韦述《集贤记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六典》，上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
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历年，未知所适；又委毋煚、余钦、韦述，始以令式分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然用功艰难；其后张九龄又以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书院。
（武英殿聚珍本原注案：《唐书·艺文志》张说以其事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等参撰，及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咸。
委苑咸者，乃李林甫也。
至云二十六年冬草上，考《新旧唐书》，九龄以二十四年罢政事，寻谪荆州，程大昌谓书成于九龄为相之日，当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奏进，当在二十七年，故是书卷首止列林甫，而不及九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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